胡先生的一個主要理論觀點，就是認為西方文化雖一度燦爛輝煌，但現在已背離了自己的傳統基礎即智性與個體性，而走向了徹底的衰敗，再也不值得我們仿效和學習了；因此我們隻有到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去複興孔子的思想，才“可能會為中國未來文化建設提供一個最健康、最紮實及最平衡的基礎”（ⅪⅤ頁）。稍為細心一點的讀者不難看出，胡先生這一推論未免太性急了一點。因為，既然西方文化不可取的依據是它背叛了自己的好的原則（姑不論這一斷言是否正確），那麽其結論首先就應當是要維護那些好的原則。比如當胡先生說：“不成熟的智性發展，由於一知半解，亦往往催生道德上的相對主義”（17頁），那推論就應當是要發展一種充分成熟的智性，也就是使西方社會的這“兩大支柱”之一貫徹到底，而不是返回到中國古代隻有“中度的智性”（=“不成熟的智性”？）的傳統中去。但胡先生奇怪的邏輯卻是：這些好的原則（如“智性”）由於它會被背叛，本身就不再是好的原則，隻有孔夫子的思想（雖然它後來也被儒家思想所歪曲、背叛了）才是好的原則。不過，胡先生也承認，西方那些好的原則在曆史上畢竟起過好的作用，孔子的思想則雖然高明，卻未見造成任何輝煌的時代（秦代“坑儒”不必說，自漢代開始在胡先生看來均屬儒家孔子學說的“異化期”），隻是一種空論。看來胡先生所要證明的和他實際證明的恰好相反。人們很難搞得清，為什麽他對西方人敗壞了他們的好東西那麽感到惋惜，同時“也並不抹殺西方人自己摸索而前、化解自身文化之難題而脫離險境的智慧與能力”，卻仍然“並不認為西方文化可以重入正途”（210頁）；為什麽他對“大孔子”思想的空闊無用和不切實際感到失望、焦慮和無奈，卻又對這一思想的“長遠的利益”那麽充滿信心？前一種悲觀和後一種樂觀是否都過於盲目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