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言說，如果要人有所獲的話，都必須要有標準。孔子和蘇格拉底可說是中西方傳統言說標準的確立者。然而，蘇格拉底把言說的標準最終確立於言說本身，孔子則把言說標準放在言說之外，從而最終取消了言說的標準。
拿蘇格拉底的一篇著名的討論美德的對話《美諾篇》來說，蘇格拉底在與美諾的討論中總結出了這樣一條規則：“一條原則如果有某種正確性，它不應該隻是此刻，而應該永遠是站得穩的。”[67]如何才能“永遠站得穩”呢？蘇格拉底主張，應當拋棄“任何一個用未經解釋或未經承認的名詞來說明的答案”[68]。例如“美德”，如果我們要談論它，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什麽是美德？”而不是“美德是否可教？”（或“美德是如何樣的？”）因為，“當我對任何東西，不知道它是‘什麽’時，如何能知道它的‘如何’呢？如果我對美諾什麽都不知道，那麽我怎麽能說他是漂亮的還是不漂亮的，是富有的而且高貴的，還是不富有不高貴的呢？”[69]也就是說，蘇格拉底非常注重言說本身的邏輯層次，在言說中所使用的任何概念都必須建立在這概念的明確和嚴格的“定義”之上，否則一切描述都無以生根。這種要求是言說本身的要求，而與所言說的對象或內容無關。就是說，即使你言說的內容再好，如果不遵守這一原則，隻會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說出來的是什麽，或者是陷入自相矛盾，這正是美諾在與蘇格拉底討論時語無倫次、處處被動的原因。蘇格拉底提出的這一原則，也是後來亞裏士多德建立形式邏輯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並將“實體”作為最基本的“是”本身（即“作為有的有”）置於言說的首要地位的根據。在亞裏士多德那裏，這一形式邏輯的原則同時也是本體論的原則，或者說，言說的原則就是存在的原則，什麽東西是最基本的存在，什麽東西就是最根本的言說；蘇格拉底雖未進到這一層，但他為言說規則的“本體論化”即客觀化提供了前提：在他那裏，言說的規則是不以人的好惡為轉移的客觀規則，不是人說語言，而是語言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