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在對話中，雖然執著於一個明確的目的，這就是要找到一個事物的“定義”，但他也知道這不是那麽容易的事，他自己心中預先並無定數（所以才“自知其無知”），唯有依靠自己的理性和“辯證法”去不斷地有所發現。例如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討論“美是什麽”的問題，最後的結論竟然是“美是難的”。不過討論並沒有白費，雖然還不知道美是什麽，但畢竟知道了美“不是什麽”，思維層次有了很大的提高，而這正是蘇格拉底真正想要達到的。又如在《普羅塔哥拉篇》中關於美德是否可教的問題，雙方在討論中都從自己本來所持的立場不知不覺地轉向了持對方的立場，頗具喜劇性，最後也沒有結論，蘇格拉底說對這個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討[94]。但毫無疑問，在這種開放式的討論中，不但討論雙方的思維水平已不是討論前的水平了，而且所討論的問題的內在複雜性、微妙性也暴露出來了，這就給後人沿著思維已指出的方向繼續深入提供了極寶貴的啟發。
相比之下，孔子的對話看重的隻是結論，而完全不重視反複的辯難，一般是一問一答為一小節，少有兩個以上來回的，即使有，也不是針對同一個問題，更不是貫穿一條思路。孔子說“溫故而知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95]，又說“吾道一以貫之”[96]；但他是如何由故而“知”新的，他的“思”的思路究竟如何，他又是怎樣用他的“道”來貫穿他所有那些論點的，卻從來不曾交代。我們隻能認為，他的“知”“思”和“道”都隻不過是一種內心的體會，所能說出來的隻是結論，而不是過程。
所以，《論語》是中國傳統官樣文章中泛濫成災的“要字句”的始作俑者。所謂“要字句”，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我們要……”的句式，有時不一定包含“我們”，常常連“要”字也省掉了，但意思每個中國人都懂。但西方人就不一定懂了，他們隻可能將它看作“無人稱句”，但西文無人稱句不含“要”的意思，因此他們往往抱怨這種句子沒有主語，隨便舉一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97]，前麵加上“我們要”三字（或隻加“要”字），亦通。又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98]“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99]等等，不勝枚舉。在“要字句”中，“為什麽要”是不能問的，一問你就成了異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100]，因此這是一種權力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