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是以道德哲學作為宗教哲學的基礎的，在他看來，道德是獨立的體係，不需要宗教也能成立。但道德本身在邏輯上必然要推論到宗教，因此考察宗教原理必須先討論道德。
在道德學和倫理學上，中、西方都熱衷於討論“人性”問題，且都提出過性善、性惡、既善既惡、非善非惡、善惡相混這五種觀點。但西方人與中國人不同的一點是，他們很早就提出了另一個更重要、更根本的倫理學問題，這就是人的自由意誌問題。中國傳統倫理基本上不討論自由意誌（荀子接觸到自由意誌問題，提出過性惡論，但均未展開），因此對善惡的探討最終歸於對人天生本性自然為善的假定。沒有這種獨斷的假定，整個中國傳統社會便無法維持。相反，西方倫理既然承認了個人自由意誌，對善惡的探討就必定要容納性惡這種內在本源的可能性。這種考慮往往作為西方倫理學起碼的基點，並由此出發去尋求由惡向善轉化的途徑、手段和拯救之道。因此西方人即使對通常的“善”的理解也與中國人有所不同，它必須包含中國人視為“惡”或不善的“人欲”，即個人幸福。康德在人性觀念上容納了上述所有五種觀點，但卻認為這些都屬於現象，人的本體之性則是自由意誌。自由意誌雖然也被稱為“性”（Na-ture），但並非自然之性，而是本質之性[103]。即是說，並非在時間上與生俱來之意，而是超越時空、因果律的。人在每一瞬間都可自由選擇，並不因他從前或生來是個好人或壞人而能決定其選擇；用聖經的形象說法，人是從“天真狀態”墮入原罪的。康德把人性建立在自由意誌之上，使人性成了一個不可規定的、不可捉摸的東西（物自體）。的確，人性正是這樣的東西。人之為人就在於他的不可規定性和無限可能性。人就是、必然是、並且永遠應當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東西，即“奇跡”。人的本性就在於創造。人將要怎樣創造自己，這是誰也預料不到的，人不能憑借自己天生的“性”而對自己高枕無憂，而必須隨時提防自己、警惕自己，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