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努力克服滲透在我們血液裏的感情障礙，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中國文化之“謎”，並找到對之加以改造和校正的途徑。
我曆來信守一條類似於奧卡姆的“思維經濟原則”，即“如無必要，切勿杜撰名詞”。但這次似乎不得不破一回例了。與我們這個民族“謙謙君子”的優良傳統相應，國人當今已不再依靠地大物博和人口眾多與別國叫板，但我們的自大心理已悄然轉入一個更高的境界，這就是以“文明古國”自居的精神上的沙文主義。據說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自軸心時代以來流傳至今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不知古希臘文明該如何算，如果不把文明視為生物學上的一種體液或基因組織的話）。這種話聽得多了，使人覺得我們今天的麵子和自尊都依賴於這“古老”，就像過去鄉村裏那些老得動彈不了、說話人家都得聽著的老族長一樣。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化熱和中西比較熱所得出的一個結論，似乎就是“薑還是老的辣”；當我們已沒有“門”可關的時候，我們隻有關上心靈的門對一切說“不”；當世界上已沒有人需要我們拯救的時候，我們就把拯救他人的熱情預支給了21世紀的四分之三的人類。
西方人至少從18世紀以來，就在不斷地反省自己以優勢文明去“拯救”劣勢文明的這種自作多情的虛偽性。這種反省態度的前提，就是近代西方文化中不斷加強的自我批評意識。美國人類學教授馬爾庫斯和費徹爾在其所著的《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中，主要探討了文化比較研究（屬於所謂的“民族誌研究”）中的方法論策略問題，書中指出，繼啟蒙時代對異文化“高貴的野蠻人”的浪漫主義想象之後，19世紀西方社會所有的主要社會理論家和哲學家都在致力於對本社會的批判，“其中，最偉大的作家如馬克思、弗洛伊德、韋伯以及尼采，激發了一種連貫的多樣化自我批評傳統，他們對至今尚存的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大眾化自由社會的生活和思想品質進行了自覺反思”[107]。進入20世紀，促使眾多的人類學家投身於異民族田野調查的動力，在於“通過異文化的描寫對西方文化的自我滿足狀態加以反思”，“隱含著對自身文化進行批評的目的”（第157頁）。這種以異文化為鏡反觀自身、批判自身的傾向，作者稱之為人類學中的一股強有力的“回歸（repatriation）潮流”。讀這本書，我腦海裏總是不由自主地浮現出國內文化討論中的各色表演。在我們這裏，“回歸”絕不是指帶著異域的經驗反過來批評自身文化的缺陷，而恰好意味著回到本土立場去挑剔他人的毛病。最奇怪的是，這種態度所引以為據的最強有力的觀點，又正是西方人向我們提供出來的自我批評的示範，這種示範絲毫也沒有誘使我們向西方的反思精神學習，反而被我們抓住了“把柄”，從而更深地遮蔽了我們自身文化的不足，加強了我們良好的自我感覺和對外來文化的恐懼。人家搞比較為的是尋求解決自身困境的建設性方案，為此他們不惜拋開一切情感、麵子和傳統觀念；我們搞比較則是為了獲得某種心理安慰和平衡，以滔滔不絕的心性空談糊弄自己和大眾。這就像對著鏡子梳頭，一切動作都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