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生活說“是”，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反抗，就是在賦予這荒謬世界以意義。
在香港中文大學開“現象學與漢語翻譯問題”會議，與杜小真女士有一番懇談。我和杜女士以前也見過幾次麵，都是在其他大型會議上匆匆一晤，頂多點個頭，握個手，不過印象很深。因為你不可能不在一群人裏麵一眼就把她認出來，她太特別了。這次是在甘陽家裏又見到她，我發現朋友們不論年齡大小，都直呼她“小真”。在甘陽那滔滔不絕的狂言狂語和其他朋友教唆般的調侃的襯托下，她的一言不發的嫻靜更顯得胸有城府。兩天的會議開得很緊湊，晚上小真的一個學生請我們去喝茶，聊到深夜。也沒有什麽重要的話題，隻是閑聊，東一句西一句的，但感覺已經是老朋友了。臨別時，她送我兩本書，一本是她先生翻譯的列維-斯特勞斯的《看·聽·讀》，一本是她自己的《遙遠的目光》（三聯讀書文叢之一種）。在回程的飛機上，我從口袋裏掏出她寫的這本小書，入神地讀起來。
我對現代法國哲學向來不是很熟悉。盡管近20年前曾很費力地翻譯過一本Günter Siwy的《結構主義的新局麵》，裏麵提到今天人們津津樂道的福柯、羅蘭·巴特、列維-斯特勞斯、戈爾德曼等人，但當時並不清楚他們討論的是什麽問題。加上原文是德文，更是隔了一層。這篇譯稿在國內一直沒有出版，在今天看來這本介紹性的小冊子也沒有什麽出版價值了。不過，正因為有這一點緣分，我對法國的那些生龍活虎的思想武士始終抱著一份敬意和好奇心。我認為相對於法國哲學而言，德國哲學在最近20年比較沉悶，尤其在伽達默爾過世以後，基本上處於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但法國哲學在當代可以說是異軍突起，產生了一大批頂尖級的思想家，而且各有千秋，不像德國哲學家那樣互相貼得很近。當然這些人的思想骨子裏還是受德國思想的熏陶而孵化出來的，但顯然帶有法國人特有的感性的奇光異彩，每個人在思路上就和另一個人完全不同，而不是任何一個別人思想的“邏輯發展”或發揮。法國人似乎天生就喜歡標新立異。德國哲學家大都可以數出他們的師承，如布倫坦諾—胡塞爾—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等，但法國人就不大容易這樣來定位，他們往往每個人都有一大堆師承，結果最終是沒有什麽嚴格的師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