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喬木，要有深入地底的強大根係，要有既抖落傳統桎梏而又富於建設性的思想主幹；它不隻是調侃、解氣和搞笑，而是深藏不露的幽默；不隻是一味煽情，而是對情感的嚴肅審視；不隻是兒童一般地顯露“真性情”，而是對這“真性情”的痛苦的自我拷問。
王小波的倏然而逝，確實使我悲哀，盡管我從未與他謀麵，隻是喜歡看他的文章。我以為，中國失去了當代最犀利的雜文家，曾與朋友說：“當代沒有魯迅，就隻有王小波了。”
然而，反過來看，當代中國隻有王小波，其實是民族的大悲哀。魯迅當年說過：“生命的泥委棄在地上，不生喬木，隻生野草，這是我的罪過”，“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腐朽，火速到來”（《野草》）。不想七十年後，竟連這野草也不可多得了，遑論喬木。
但魯迅把這“罪過”歸於自己，似乎過於自責了。他一生除《阿Q正傳》勉強可算得上一個中篇外，的確沒有什麽大部頭的扛鼎之作，到後期幾乎完全泡在雜感和論戰之中，在中國文學史上多少留下了些遺憾。不過，可以設想一下，即使他當時有意埋頭於長篇巨製，我以為大約也不會有更好的結果。這不是他想不想的問題，也不是他的才華不夠，而是他所立足的“地麵”本身，“不生喬木，隻生野草”。魯迅還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當我看到王小波的皇皇巨著“時代三部曲”時，迫不及待地買來一讀，結果是失望的。小波的才華在雜文和隨筆中已宣泄得十分充分了，似乎犯不著再在長篇中來鋪陳。讀他的長篇，感覺有點像讀錢鍾書的《圍城》，才氣有餘而厚重感（撞擊心靈的沉重感）不足。隨處可見的幽默和機智太多了，就給人以“生活一片燦爛”的印象。當然那後麵其實是很沉重的，但卻未能得到嚴肅而痛苦的麵對。魯迅寫《故事新編》，曾深恨自己一不小心就墮入“油滑”。中國人的靈魂，其實還沒有堅強到敢於直接麵對精神的苦難之程度，達不到俄羅斯文學（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種博大恢宏的人道主義悲憫情懷。在中國，一個不想僅以情節、故事和描寫的細膩、逼真、煽情來取勝，而想進行思想深度上的挖掘的作家，往往一動筆就會不由自主地“滑”起來，發現自己的“根”深入不下去。明智者（如魯迅）便會立即打住，道一句“天涼好個秋”！若一定要鋪陳，便會濫用才華，即把寫短篇的才華用來寫長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