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說，最強大的人是那孤獨的人。的確，要在孤獨中承受住群體意識的外來的和內心的巨大壓力，需要有極其強有力的人格和豐富到可以包攝整個世界的心靈。
詩人曾卓是當今我國詩壇上少有的幾個保持著創作青春的老詩人之一。曾老的詩為什麽至今還有如此迷人的魅力？為什麽直到最近，他寫出的詩還擁有眾多的青年讀者？要理解這一點，必須對詩人所表達的那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加以分析。
的確，曾老的詩在老一輩詩人中是特別具有鮮明的自我意識的。個人感情和感受的直接抒發，雖然偶爾也不免使人感到有些直露，但總是那麽親切、深沉，富有個性。讀他的詩，就是讀他的人，詩對於他就像豐富的神經和血管一樣敏感，如同受難的靈魂一般虔誠。不論是談革命、談青春、談友誼，還是談生活和愛情，也不論是瞬間的感受還是曆史的沉思，一切動**、洶湧、莊嚴和遼闊，無不融入詩人那博大的心胸，成為他個人內心獨有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曾老詩中的自我意識傾向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才日益增強的。在抗戰時期的一批作品中，詩人更多關注的不是他的自我，而是民族的存亡、國家的安危、人民的苦難，而這是與那個時代合拍的。“願不幸者不是永遠流著不幸的淚”（《除夕》），“我們常常流淚，為了別人／而不是為了一樣貧困無助的我們自己”（《生活》），其中震響著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格理想的回音。詩人的自我還潛伏在群體意識的普遍性中，一種巨大的群體責任感和自豪感，以及對集體主義理想的堅貞的信念（“我的沙漠上將有綠色的大森林，像海”，《沙漠和海》）在與嚴酷現實的衝突中構成了詩人早期詩作的**。這種潛藏著的自我還沒有發展出自身內在的矛盾，甚至還沒有被意識到、注意到，它隻是一條單純的原則：為“受難的國度和受難的人民”去爭取“他們自己的狂歡夜”（《除夕》）。這是一個與群體完全融合無間的個體，一切詩意都是由這一個單純的原則向各個方麵（事業、愛情、人生等）生發開來的結果。衝突隻發生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而不存在於理想本身之中。在血與火、愛與死、淚與仇的激**底下，在一個不為人知、甚至不為詩人自己所發現的平靜的深處，沉睡著一個沒有**、沒有欲望、沒有疑惑的自在的世界。因此，不論在多麽嚴峻的條件下，在獄中，在陰雲壓頂的日子裏，詩人的歌聲始終是自信的、向上的、樂觀的，盡管他描寫的大多是痛苦——群體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