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拙著《靈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學的生存境界》中，我對90年代一係列重要的文學現象進行了一種精神的層次結構的分析，涉及了十幾位有影響的作家及他們的長篇小說代表作，並曾經預言“這一結構在時間的長河中將會真正成為21世紀中國人的心路曆程”。我在結束語中提出：
也許，21世紀將發生一些新的故事，出現一些新的人，這些人和事絕不能像中國數千年曆史上各種記載和傳說那樣，放在哪一個朝代都是一樣的，而應當是真正屬於某個特定的時代的，不僅是時代的“產物”，而且是時代的真正開創者、締造者。這種預測的確沒有任何根據，特別不能從我們這個日益庸俗的世俗生活中找到根據。它唯一能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是人的自由，而自由是否定一切根據的。而文學，就是對一切有根據的東西的否定，它就是自由。
對文學發展的預測隻能以作家的自由創作為根據，而自由恰好是沒有任何（外在的）根據的。但這並不是說自由就是完全不可預測，是純粹的任意胡來。相反，任意胡來並不是真正的自由，你總是可以在它後麵發現某種被決定了的前提，正如單純的標新立異反而是最陳舊的俗套一樣。真正的自由隻有一個根據，這就是它自身的一貫性。標新立異是沒有一貫性的，今天是新的，明天就成為舊的、過時的了。任意胡來也沒有一貫性，隻要被逮著了它後麵的那個前提，就像孫猴子翻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再怎麽跳也會被一個個收拾掉。文學中這些年標新立異和任意胡來夠多的了，不是都被收拾了嗎？但真正的自由是有一貫性的，它一旦被意識到並被表達出來，就成了人類精神生活中已經達到且永不丟失的一個層次，是人類進一步發展所必經的前提。但它又不是對自由的限製，而恰好是永恒的激勵，是對天才的鼓動和對一切外在法規及傳統成法的突破。然而，它並不是不服從任何法規，而是服從自己本身的法規，並力求使它貫徹到底，或如康德所說的：你應當使你的意誌所依據的準則成為一條普遍的立法原則，即“自律”的原則。顯然，這種自由不是天生的才情流露，它雖然要以人的生命衝動的自然素質（天才）為基礎，但不能停留於此，而必須向更高處去尋求自己透徹的表達，也就是說，必須用思想。文學在今天應從“詩”進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