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兩種審美理想的不同風格，如果光從它們本身的感性色彩上來體驗，它們就會永遠顯得像一個謎；但從中西兩大民族的不同文化結構來考察，我們也許會得到某種更加深入的理解。
我們說過，中國古代儒家審美意識（樂）是使個體意識同化於群體意識的有效手段，古希臘審美意識則是從群體意識返回到個體意識的必要途徑。在前者，個體意識隻有通過發現內心的普遍道德情感，進而上升到“與人樂樂”的境界，才能將個體消融於群體；在後者，個體意識隻有向外進取，使自然規律和政治道德原則都以人自身的形象直觀地呈現在他眼前，才能從群體意識返回到自身。因此，中國傳統審美意識這種內省模式的封閉性，使中國人在審美時重倫理、重情感、重體驗，在藝術中重表現、重意境、重神似；古希臘審美意識的那種外向性格的開放性，則使希臘人在審美時重科學、重理性、重觀察，在藝術中重再現、重模仿、重形似。如果從表麵上看，在審美這一孤立的領域中，中國人似乎更注重人的自我，希臘人則反而受製於審美對象了。然而隻要稍作更細致的考察，就不難在中國人的自我體驗和自我表現底下看出群體意識的根基，它最終是要導致自我消散於無形；也不難在希臘人的觀察對象和模仿對象之中找到個體意識的來源，它最終是要導致自我淩駕於對象。[121]不過，更重要的倒不是僅僅指出這種外表和實質的對立，而是找到這種對立之所以產生的內在動態結構。
讓我們先來看看中國傳統的審美意識。中國古人的審美心理通常包含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政教的態度。從先秦以來的“樂通倫理”到現代的“文藝為政治服務”，都是把審美當作使人明白做人的道理的“寓教於樂”的手段。孔子“放鄭聲”[122]，崇雅樂；司馬遷說“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123]；《毛詩序》把詩的作用歸結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124]；劉勰將“文”的本體規定為“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玄聖，炳耀仁孝”[125]。這些都對中國人正統的藝術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甚至魏晉時期“為藝術而藝術”的旗手嵇康，也承認音樂的社會作用是“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誌固，從善日遷”[126]。藝術觀上如此，在自然觀上也同樣如此。荀子解釋孔子為什麽“見大水必觀”，是因為大水象征著德、義、道、勇、法等一係列政教倫理觀念[127]，董仲舒也說，山“久不崩阤，似乎仁人誌士”[128]。正如希臘人的尊神各有其鮮明的個性一樣，中國古人對大自然的一花一木、一山一石，都有自己的道德評價：鬆則高潔，梅則孤芳，**象征著傲骨，蘭竹體現出脫俗。政教態度是中國人審美意識中涵蓋一切的層次，是評價藝術品和審美對象的首要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