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時間—曆史”意識，是他們將個體意識融化於群體意識之中的最主要的手段，因而，他們對時間延續性和曆史繼承性的重視遠遠超過對空間視野的開拓，總是要自覺不自覺地化空間為時間；希臘人則從來沒有真正的曆史意識。當血緣觀念被個體意識淡化以後，希臘人隻是在神話想象和浪漫情趣中體驗著群體的和諧以及人與自然的同一，這種和諧同一根據每個藝術家靈感爆發的那一瞬間的幻想，而有著極其多種多樣的色彩。因此，他們對空間的廣延性和現象的瞬間性要比對曆史傳統的繼承看得更重，總是要自覺不自覺地化時間為空間。
中西意識形態由其現實根源中帶來的這兩種不同傾向，首先體現在他們的曆史和神話中。中華民族產生於遠古圖騰崇拜和原始表象的神話傳說很早就被曆史化了，從伏羲、神農、黃帝，中經少昊、帝嚳，直至堯、舜、禹，其年代世係看起來是那麽言之鑿鑿。這些“曆史”的真實可靠性在這裏倒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在其中所體現出來的曆史主義態度，正是這種態度，使中國遠古神話和巫術禮儀的浪漫氣質一開始就大失光彩，它分裂為社會功能截然不同的史與詩。與此相反，在希臘民族那裏，遠古氏族的種族記憶卻被神話化了。不但著名的荷馬史詩和《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整個曆史變成了人神雜處的一團混亂，甚至亞曆山大還沒有逝世，他的曆史便已開始融化在狄奧尼蘇斯傳奇中；愷撒說他自己是維納斯的後裔，也並沒有人覺得有什麽荒誕。希臘神話並非完全是憑空捏造，它往往真實地反映了一定的史實，如近代特洛伊古城的發掘就是根據荷馬史詩提供的線索進行的。正是希臘人豐富的幻想與高度的現實感相結合，產生了古希臘曆史與神話的綜合體——史詩。黑格爾對這一點進行過深刻的剖析，認為史詩的產生本質上是屬於這樣一個“中間時代”：“一方麵一個民族已從渾沌狀態中醒覺過來，精神已有力量去創造自己的世界，而且感到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這種世界裏；但是另一方麵，凡是到後來成為固定的宗教教條或政治道德的法律都還隻是些很靈活的或流動的思想信仰，民族信仰和個人信仰還未分裂，意誌和情感也還未分裂。”[147]荷馬時代正處於原始公社製向奴隸製過渡的階段，希臘人的原始群體觀念已開始崩潰，個體意識正在形成中，城邦契約關係尚未成為束縛個性的硬性製度。荷馬史詩的產生恰好為一種新型的、建立在個體意識基礎之上的普遍性意識形態提供了形式，它成為後來完全個體化了的希臘人在天文、地理、曆史、社會、哲學、藝術和宗教各方麵的百科全書，對把希臘世界的公民原子維係為一個統一的文化整體起了重大作用。中國的情況則相反，原始群體觀念在這裏直接蛻變為宗法式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規範，或如黑格爾所說，已“獨立地顯現為一種固定的法律、政治製度和道德規範之類散文性的安排”[148]，“先王之道”已在曆史記載中成為人民行為規範的唯一教科書，用不著史詩來充當一種過渡時期的意識形態。於是，“麵對著這種本身已成定局的現實情況，人的心靈有時就轉向由主體情感思想所形成的一種仿佛是獨立自在的世界，不使情感思想之類因素表現於行動，而隻是在它們上麵流連玩索，於是就表現個人的內心生活於抒情詩”。[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