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封閉社會夜空的這一絲星光並沒有閃爍多久。“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揭竿而起的農民和乘虛而入的清兵合力夾擊，摧毀了行將就木的明王朝，也打斷了明中葉以來“準資本主義”的迷夢。清初那幾位雄才大略的英主所開創的“康乾盛世”，正是一個恢複小農經濟、壓抑商品生產、鞏固封建秩序、全麵閉關自守的社會大還原時代。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掩蓋了頹唐沒落的社會命運，乾嘉學派的學術成就遮蔽了沉悶僵死的時代氛圍。隻有敏感如納蘭性德，才發出了“不知何事縈懷抱，睡也無聊，醉也無聊”的悲歎；隻有清醒如曹雪芹，才發出了“內囊卻也盡上來了”的警告；隻有激進如龔自珍，才發出了“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呼號。長達二百餘年之久的有清一代，在美學上卻幾乎一無建樹，正好雄辯地證明：包括美學在內的中國文化已到了它的垂暮之年，即使有一二天才人物出現，也無法挽回其江河日下的曆史命運了。
論者常將明中葉“準資本主義”迷夢的破滅，歸咎於清兵的入關。其實，單有商品生產、城市經濟和市民階級，並不足以產生資本主義。事實上，殷代的商品經濟已相當繁榮，兩漢唐宋的城市規模也已蔚為大觀。但由於諸多因素的製約，決定了中國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產生以工商業為本位的政治實體，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產生通過贖買封建權利而得到的城市自治，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產生保護私有財產和自由競爭的法律製度，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產生承認個體人格，在法權、義務和機會麵前人人平等的自由觀念……凡此種種，都決定了中國社會不可能不借助外力的作用而自發地過渡到資本主義。在這個意義上，清兵的入關隻能看作一個偶然因素。即使沒有愛新覺羅的鐵馬金戈，李自成或張獻忠的大刀長矛，同樣可以把明中葉萌芽的這一點點“準資本主義因素”破壞殆盡，而中國社會似乎是注定了要再次沉淪到封建的黑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