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美學家很少有人不同時聯係著藝術社會學來闡述自己的美學觀點。我們在這裏隻限於考察這樣一些人，他們不僅是在藝術社會學中找自己的理論證據，而是把藝術社會學看作美學本身最核心的內容，並在方法論上進行了藝術社會學的探討。這樣一種美學當然隻能追溯到席勒，他給藝術社會學規定了兩大問題，即藝術起源問題和藝術與社會現實生活的關係問題。
首先，從藝術起源的角度來確定藝術社會學的方向和範圍，這在席勒那裏還隻是一種哲學的思辨。但自從達爾文進化論在歐洲確立後，它便越來越成為一個實證科學的題目了。人們紛紛從原始民族的藝術和文化生活中，借助於考古學和兒童心理學的旁證，去尋找藝術發生和演變的奧秘，這樣就產生了形形色色的藝術起源論。
斯賓塞（1820—1903）從進化論和文化史的角度論證和發揮了席勒關於藝術是“遊戲衝動”的理論（遊戲說）。他認為，藝術起源於遊戲，它也像遊戲一樣是“過剩精力的發泄”；這種發泄在動物那裏也可以看到，因此它肯定是有一種生物學上的價值的。但遊戲和審美（藝術）都不直接追求功利目的，“不以任何直接的方式，來推動有利於生命的過程”[830]，而隻是練習人的各種器官和能力，包括高級精神能力，以為將來的生活作好準備。斯賓塞的遊戲說主要從生物學觀點來看待遊戲和藝術，他的後繼者康拉德·朗格（1855—1921）則把這一解釋放到社會心理學上來看待。他認為人的藝術能力是在社會生活中後天獲得的，它不是為了任何實際用途，隻是為了給旁人提供快樂；它像遊戲一樣，也是一種“有意識的自我欺騙”，不同的是，藝術是一種社會共同的遊戲，因此它隻限於兩種具有社會共同性的高級感官，即視覺和聽覺；此外，藝術也比遊戲更成熟、更自覺，因此遊戲是“兒童的藝術”，藝術則是成人的遊戲[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