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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東渡日本的資產階級維新派領袖之一梁啟超痛定思痛，想到了改良國民素質和喚起民眾實行革命破壞的問題。

1902年，他在《新民說》的敘論中說：

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髒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髒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求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1]

的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即如梁啟超的朋友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在變法失敗完全可以東渡日本以求保全生命之時敢於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2]就已驚天動地。然而，戊戌變法失敗了，曆史上曆次起義、改革也都失敗或蛻變了。許許多多前仆後繼戰鬥的“中國的脊梁”“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3]。這究竟是什麽原因？專製統治者的陰險殘酷固然是一個方麵，但民眾因中專製文化之毒甚深而不覺悟，也是重要原因。民之於國，的確好像四肢五髒筋脈血輪與“一身”的關係，沒有肢斷血涸而能存身的道理，也沒有民愚心死而能立國的道理。因而，攝生以強身，新民以榮國，就是每個有維新、革命思想的人麵對戊戌悲劇不能不反省、思考的問題。

於是，梁啟超比較中西文化，提出改善民德、民智、民力的主張，批判中國不講進化、不求進步、保守落後的國民性。探本溯源，他認為“大一統而競爭絕”“環蠻族而交通難”“言文分而人智局”“專製久而民性漓”“學說隘而思想窒”是形成落後國民性的五大原因。前二者出自“天然”，後二者源於“人事”。他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講“天賦人權”，講“人道”：“天生之而賦此權利之智識，且賦以擴充此權利之智識，保護此權利之能力。故聽民自由焉，自治焉，則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賊之者，始焉窒其生機，繼焉失其本性，而人道幾乎息矣。”但中國長久的專製政體，培養的卻是“私天下為一姓之產”的“霸者”和“不顧公益”“自居於奴隸盜賊”的國民，所以“群治不進”。他又說：“凡一國之進步，必以學術思想為之母，而風俗政治皆其子孫也。”但中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隻有“緣飾孔教，利用孔教，誣罔孔教”以束縛國民，“自賊而賊國民”的文化，所以，“全國之思想界消沉極矣”。這就使中國到了非“破壞”不可的程度：“當夫破壞之運之相迫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破壞既終不可免，早一日則受一日之福，遲一日則重一日之害。”他主張：“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借，然後能滌**腸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辟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這的確像如磐暗夜中的呐喊，引起了主張維新、革命的人士對國民性，保守與進步、專製與自由、改良與破壞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