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中國古人很早就意識到了人的知性、能力、壽命的局限性，選擇的困難性，以及環境、性格、社會處境、命運和生命本身製造悲劇的可能性，要像西方那樣創作出震撼人心的悲劇，貢獻出比較細致深入的悲劇理論，不是沒有可能。但為什麽沒有呢？
又如前麵數章所述，已有學者將它歸咎為中國古代的柔性文化、儒道釋文化或樂感文化。不過，從上文所述看，至少早期的儒、道兩家對人生的悲劇性和生存的悲壯感並不是沒有認識。佛教認為人生無明，人一生下來就陷入生老病死等八苦甚至十一苦、十六苦之中並呼籲人們追求解脫，怎麽會沒有對人生悲劇性和生存悲壯感的認識呢？
我認為，討論這個問題，應注意一個事實：西方悲劇及相關理論興盛時期都是實行民主政治或民主氣氛比較濃烈的時期。希臘三大悲劇家創作悲劇的時代是雅典城邦民主的全盛時代，亦即伯裏克利時代前後。英國著名悲劇家馬洛、莎士比亞創作悲劇的時代是在英國早就有了限製王權的《大憲章》之後，歐洲文藝複興運動風起雲湧之際。而且，“光榮革命”馬上就要發生，君主立憲製政體馬上就要建立，正是“人”而不是“君王”和“神”最受關注的時代。也許，隻有在那種不被專製王權和神權（如黑暗的中世紀）嚴密控製，大家比較平等的時代，“人”受重視的時代，人們才能暢談、思考悲劇問題，創作悲劇作品。因為悲劇涉及人人都難以避免的種種問題，沒有誰能夠全知全能的問題，人類在誰都不全知全能這一點上平等的問題，人類應該同舟共濟以及應該如何最不差地同舟共濟的問題，這當然不被專製王權和神權所容許。
注意到這個事實之後，再反觀中國古代，就會覺得在保持了原始自由和民主遺風的《詩經》和諸子時代，人們能在思想感情上涉及上麵所說的那麽多與悲劇相關的問題，已經很不錯了。沒有寫出古希臘那樣的悲劇，不過是因為沒有戲劇傳統。如果有戲劇傳統，利用戲劇渲染一下誇父追日、精衛填海的壯烈，尋找“伊人”而不得帶來的迷惘，麵對練絲、染缸、歧路時引出的慟哭，身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場景的無奈和痛苦，以及欲望帶來的煩惱，以身為患引起的驚恐，和“莫之為而為者”“莫之致而致者”等意外事故突然降臨時產生的喜怒哀樂，也是可以驚天動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