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前文的考察，我們探明了誌賀直哉和鬱達夫小說的共同點和不同點。但若想要更加深入地理解、比較兩位作家的小說，就不能省去成因分析這一環節。
1.共同點的成因分析
眾所周知，作家的靈感大多來自於自身的經驗。誌賀直哉和鬱達夫不僅如此，他們還主張將自己的經曆如實地寫入小說中。因而，他們平時所接受的文化會對他們的小說創作造成重大影響。
誌賀直哉所生活的時代，正處於日本不斷變革的時期。明治維新不僅顛覆了封建政權的統治，還完全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隨著西方近代思想的傳入，日本的國民逐漸認識到個性的解放以及獨立的重要性，逐漸對天皇製和國家主義的信仰產生了懷疑。特別是在1910年的大逆事件[171]之後，人們更是陷入了對現實和既有認知的矛盾之中，對政府的信賴也逐漸崩塌。如石川啄木就被此事觸動，思想上急速向幸德秋水和克魯泡特金等人靠攏。文人們為了在這迷茫的社會中尋求出路，他們學習並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特別是當時流行的托爾斯泰、梅特林克、歌德和尼采等人的具有自我覺醒意識的作品，更是成為眾人競相學習的對象。並且理所當然地，他們被西方哲學、文學觀所影響，產生了自由民主和個性至上的意識，在對人生、自我和社會的全新態度中，完成了思想的轉換。並且，這種思想變化成為文學變革的內在根源。
白樺派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的熏陶下應運而生。而誌賀直哉作為白樺派的代表作家，當然也從西方思潮和文學作品中充分吸取了養分。他出生於資產階級家庭，幼年時期便開始接受精英教育，加之家庭的影響，接觸到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他在17歲時師從內村鑒三開始學習基督教義和聖經。最後雖然沒能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但他在這個時期已經形成了堅持正義、尊重人性、追求公平的世界觀。同時，誌賀直哉還非常喜愛閱讀托爾斯泰、梅特林克、易卜生、莎士比亞等外國作家的作品，這不僅提高了他的文學素養，也增強了他的自我反省意識。因此，誌賀直哉的“自我意識”和人道主義精神的形成同當時的社會狀況以及西方思想的影響是息息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