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雖是在日本大正文學的熏陶下開始文學創作的，但他的自敘傳小說和誌賀直哉的心境小說又有著本質的不同。本文也將從文體和內容兩個方麵來比較兩者的不同點。
1.文體上的不同點
文體特征是一種總體的、外在的特征。如前文所述，不論是誌賀直哉還是鬱達夫的小說都有著“私小說”的顯著特征。他們都將自己的經曆作為創作的對象，憑借藝術化的手法彰顯著自己的個性。但雖然如此，他們的小說文體中仍存在明顯的不同之處。
首先，相對於誌賀直哉的調和型私小說，破滅型的私小說對鬱達夫創作的影響更大。鬱達夫被稱為“中國的佐藤春夫”。他的自敘傳小說雖然是模仿私小說進行創作的，但相對於誌賀直哉的“心境小說”，其作品風格更接近於佐藤。比如他的《沉淪》就和佐藤的《田園的憂鬱》（1918年）一樣，充滿了憂鬱、孤獨、傷感等頹廢的情緒。與之相對，誌賀直哉的心境小說雖然也有著病態心理的描寫，但最終都還是達到了“平和”的心境。如《在城崎》（1917年）中，“我”目睹了蜜蜂、老鼠和蠑螈的死亡後，意識到生和死並非兩種極端，自己的精神由此得以升華。
其次，鬱達夫的自敘傳小說不僅有著自敘傳的特點，還富有抒情性。抒情性是指作家將自身對客體的感情作為主要描寫對象，表現內心的心理變化和感受。鬱達夫在創作時主要著墨於主人公的情感和內心變化，以抒情的語言完成寫作。他的抒情性來源有兩個方麵。一是以屠格涅夫、盧梭、歌德等作家為代表的感傷主義和浪漫主義。二是日本自然主義私小說中的浪漫主義因素。[165]在《沉淪》中，就經常有著“人生百歲，年少的時候，隻有七八年的光景，這最純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這無情的島國裏虛度過去”[166]之類的抒情。所以，鬱達夫的小說往往有著濃烈的情感色彩，有著近乎抒情詩的特質。而誌賀直哉的小說則是用冷靜並簡明的描述表現主人公的心理狀況，用樸素平實的語言來打動讀者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