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日本文學中的“物哀”顯然是受到中國唐代文學的刺激而形成起來的，但也並非沒有日本民族自身審美意識的根基，而是有選擇地接受了中國文學中的某些因素並加以發揮和擴展，在某些方麵甚至朝著與中國文學不同的方向做了獨特的引申。其實，我們在形成於日本上古時代、成書於公元712年的《古事記》中，就已經可以看到“物哀”意識的萌芽了。書中有好幾個愛情故事都是以悲劇結局的，極為淒美哀豔。如天照大神的孫子火遠理命與海神的女兒豐玉姬一見鍾情，並結為夫妻，在海王宮殿裏過了三年幸福生活。但由於太陽神的孩子不能在海裏出生，懷孕的豐玉姬隻好到陸地上來生產，並囑咐火遠理不要偷看，但火遠理還是偷看了，發現妻子原來是一條大鱷魚，嚇得逃跑了。豐玉姬覺得很丟臉，便丟下孩子和丈夫回到海裏去了，但卻始終懷念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於是通過自己的妹妹，兩人互有詩歌贈答。[19]雖然互不相忘，但他們卻並不作任何努力實現團聚，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後來也沒有一個好事者來續寫他們重新團圓的故事。另外一個故事寫木梨之輕王與自己的妹妹輕大郎女的**的愛情，則結局更慘，輕王遭到流放，兩人別離時留下了許多纏綿悱惻的情詩。多年後輕大郎女去流放地尋找哥哥，相見時又互相贈答，最後雙雙死在流放地。還有一個故事，寫一位美麗的少女赤豬子在河邊洗衣時遇見了天皇，天皇隨口對她說了一句：“你不要嫁人了，我一定來接你”，就回宮去了。赤豬子每天等待天皇的召見，一直等了八十年，成了一個老太婆，才去皇宮見天皇，向天皇說明原委，天皇大驚，向她賠禮和贈詩。這樣一些絕望的愛情，在日本人的傳統心理中都能夠坦然地接受，並不認為有什麽不對，也不埋怨命運的不公。他們隻是反複地詠歎、吟唱、玩味，從中體會那種哀情之美。這種情緒與白居易《長恨歌》的結尾恰好相吻合。這正如葉渭渠先生說的：“日本文學吸取和消化白居易詩文，是根據自己的審美價值取向，有所選擇與揚棄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