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6時多我就到了阿姆斯特丹。
尼古拉在電話裏早和我約好，讓我先到他那裏用晚餐，然後一起去托萊爾家。半個小時就到了尼古拉畫室。他算好了我到達的時間，我進門時他就把咖啡煮好等我了。
在喝咖啡時，我請尼古拉給我講講丹尼的病情，越詳細越好。
尼古拉說：“啊，對不起，詳細不了，對丹尼的病情我不可能知道得詳細。隻是在今年初，大概是聖誕節前一星期，聽托萊爾說，她母親到醫院檢查，發現得了肝癌，醫生說隻有半年的壽命了。就這些。”
哦，我怎麽一下忘了呢？在西方國家，每個人的健康狀況屬於個人的隱私，除病人自己有知情權之外，其他人無權詢問。因此，醫生隻會把病情如實告訴本人。如果本人不說，別人是不可以多打聽的，即使是丹尼的女兒托萊爾也是如此。倘若醫生擅自對病人之外的人泄漏了，譬如法國密特朗總統的醫生在密特朗死後寫了一本關於總統患癌症過程的書，就被家屬告上了法庭，受到了法律的懲處。這和中國的價值觀剛好相反：中國醫生隻把瀕危病人的病情告訴家屬，所有人都對病人進行“崇高的欺騙”。動機當然是善的，不讓病人有心理負擔，至死都充滿著能康複的“烏托邦”。因此，中國病人死了，到最終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得了什麽病。“難得糊塗”。
“不過，我倒是能詳細告訴你，關於丹尼患病的非常痛苦細節，”尼古拉說，“我多次去醫院看望過丹尼。我知道丹尼特愛聽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所以特意給她買了新近錄製的世界第一流樂團演奏的柴可夫斯基作品的CD光盤。她很高興，她還對我說：‘尼古拉，謝謝你。我以前對你說過，隻有宗教信仰和音樂能讓人的精神遠離塵世。現在我得了這個病，非常非常痛苦。現在好了，我心中有上帝，加上你給送的柴可夫斯基，我就能遠離塵世痛苦了。’可是，這回上帝和柴可夫斯基都沒有能幫助她。2月中旬的一天，我又去看她，鎮痛藥對她也越來越無濟於事了。看她不停抽搐而扭歪了的臉，感覺到她痛苦得不得了。已經骨瘦如柴的丹尼，不知哪來那麽大的力氣，在劇痛時居然把CD小唱機都捏扁了，裏麵的CD唱片也捏碎了。她接著又把掉出來的CD唱片碎片死命捏進手掌裏，插進肉中，鮮血染紅了白床單。我嚇壞了，立即衝上去掰開她的手掌，並大聲呼叫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