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第三道法門，對於我這個曾接受過工科教育的人來說應該是熟門熟路，似乎沒有、不會有“柳暗花明”可稱道，無非是些老生常談。譬如就有個普遍認同的說法：中國雖有四大發明，但都是古代人經驗的習得，始終沒能上升到西方以伽利略為先導的數學建模、實驗驗證的現代科學，因此中國就沒能產生本土自創的工業文明，也再沒產生影響世界的現代科技發明雲雲。
不過我還是豁然解悟了當時的一件新鮮事。——那時國內正在風靡氣功熱——氣功的特異功能如何顛覆了物理學、堪輿風水之學最為科學等等，霎時大氣功師以及鼓吹者都發了大財。此時有不少氣功師到法國來力推，想開拓廣大的“西方市場”賺外匯，結果卻門可羅雀少人問津。個中奧秘就是法國人傳承的是現代科學，氣功師拿不出由數學建構的量化理論，氣功師的所謂實證又不可重複，他們自然而然地產生“笛卡爾的懷疑”而聳聳肩走開了。
還是那段時間，有一位在法國行政學院讀博士的中國留學生來找我，說要與我聊聊他的博士論文的構思，沒想到撞到“第三個法門”上了。
博士生說，法國導師要他將東西方國家行政管理製度做一個比較研究。
我們倆觥籌交錯地喝著東西方智慧飲料——烏龍茶與法國咖啡—— 一起提著神侃侃而談。
他說：“我國的行政管理製度，一直是農業時代世界最先進的製度。中國皇帝的施政目標別無其他，隻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穩定和諧狀態，其哲學基礎是玄妙的‘天人合一’。（我插話，那就命名為‘狀態管理’吧。）好，就叫‘狀態管理’。到了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的地理大發現時代之後，西方興起了一種新型的管理製度，相對於你剛才提出的‘狀態管理’，暫且命名為‘目標管理’。西方的君主們，每時都在盤算著擴大殖民地的目標，以及經濟增長的目標。到了19世紀的鴉片戰爭，‘目標管理’終於打敗了‘狀態管理’。後來，中國人百年的救亡圖強一直到改革開放，無非都是淘汰狀態管理，仿效目標管理，時刻不忘GDP（國內生產總值）……這說明在工業革命以及市場經濟時代，中國的‘狀態管理’的武功，就像冷兵器的義和團武功被熱兵器的八國聯軍的洋槍大炮給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