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一場發生在巴黎的關於現代藝術的大爭論中才恍然大悟。原來在19世紀下半葉西方畫家遭遇到了兩個最可怕的克星，其殺傷力就像當年讓恐龍滅絕的撞擊地球的小行星！
第一個克星是照相機的發明。1839年法國學者達蓋爾（L. Dageurre）發明了銀版照相法，宣布了人類第一架照相機的出生。發明伊始隻有極少數人弄這個玩意兒，而且照出一張清晰度很差的照片還要花很長時間，所以西方畫家並沒有感到有什麽不安。然而到了1891年，美國伊斯曼柯達公司發明了膠卷並生產普及型照相機，這時西方畫家感到大難臨頭了。西方繪畫一直是以在二維平麵上精確地畫出人類三維視覺經驗為最高美學標準的。為了做到二維精確表現三維，文藝複興時期的大師們為此建構了四個“學”——透視學、色彩學、光影學、藝用人體解剖學，由此把西方惟妙惟肖的寫實繪畫推到了頂峰。沒想到，一個在工廠流水線上成千上萬生產的照相機，不管什麽人隻需拿它“哢嚓”一下，就把所有偉大畫家的寫實“武功”給廢了！是啊，縱使你是畫界泰鬥，你也絕不敢說畫得比照相更像、更準確。於是畫家們仰天長歎：今後我們還怎麽畫呢？
“怎麽畫”，就成了一個西方寫實主義繪畫存亡的大問題。
另一個克星是德國哲學家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這使得從柏拉圖哲學到基督教倫理的西方形而上體係瀕臨崩潰。這個形而上體係一直是曆代西方畫家表達形而上精神的根基與靈泉，是“畫什麽”的全部“什麽”。當你走遍西方博物館和教堂，就會感受到滿目皆是基督教教義的題材。就算是提倡人本主義、反神權的文藝複興三傑——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他們所畫的全部作品都與上帝相關。當尼采把上帝“弄死”之後，19世紀末的西方畫家們無比迷茫與失落，痛苦地發問：今後還能畫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