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留學設計最初就是在悖論中打圈圈：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一個一個試驗，又一個一個打消。今天想讀MBA，明天想讀財會。一會兒看看托福，一會兒翻翻雅思。開始信誓旦旦非名校不去，之後處心積慮能出去就行。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大學畢業生，也就是被時代邊緣化的70後族群中的那一夥，趕上了“從包分配向供需雙向選擇”的過渡期。那時候北京的政府機關隻有外地同學會考慮，麵試的名額經常報不滿。
憑借在文科院校中的諸如性別等優勢，我很快擺脫了係裏的內鬥，沒費太大周折，不屑地連續pass掉兩個部委的第二輪麵試後，便鑽進了一家大型國企，並洋洋自得於“自己的選擇”。
但還沒等笑出聲，剛剛興起的市場經濟馬上作用於教育：雖然是最後一屆公費生（每年個人負擔學費500元），但還是在畢業前被母校強行征收了2,000元的莫須有費用，換取了畢業證和學位證。
市場經濟作用於工作的力度同樣不小：很少關心時事的我突然發現，自上而下的國企改革原來是為了“脫困”，我所在的這個著名企業直到2001年才扭虧。“自己的選擇”一樣會“站錯隊”，後來等國企東山再起、日進鬥金的時候，我早已離職了。
從工作伊始就是等待。等待國外出差（補助高），等待晉升，等待漲工資，等待年終獎，等待公派出國學習……想到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六七十年前的荒誕劇如今怕是無人問津了，但人們卻還是每天宿命般地扮演著那個離奇而乏味的角色——迷茫守望者。
偶然瞥了一眼報紙，看到“國內MBA缺口30萬人”的消息。在死水微瀾的境遇中，這條來路不明的資訊竟連帶出留學的念頭，與欲望和衝動產生共振後，信念被放大了，像湖麵上激起的水暈，無限地擴張開去。抉擇的一刹那可能是熱血沸騰，也可能是心如死灰，但抱定的那個信念頗有些“邪念”的味道：功利的世界沒有平凡的位置，功利的人生沒有平淡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