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任用的官僚，不像乃父，康熙對人比較寬厚，官僚隊伍相對穩定，任職較為長久，雍正時人事變動頻繁，一些官員來去匆匆，有的微員驟升大僚，而一些大吏被逐出政治舞台，這些看似混亂，其實亦有章法。
康熙末年，康熙皇帝認為自己已經功成名就，因而失去了他早年那種積極進取、變革圖新的精神。加之晚年身體衰弱，太子問題耗費了他大量精力，使他倦於政務。康熙五十年時，他曾說：“今天下太平無事，以不生事為貴，興一利，既生一弊。古人雲多事不如少事，職此意也。”又說：“治天下務以寬仁為尚。”
康熙這裏所說的“不生事”，就是盡量維持現狀，一切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不生事，維持現狀隻是康熙個人的主觀願望，實際上，康熙晚年的社會積弊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嚴重。其中最主要的是朋黨之爭和官吏的貪髒不法。隻是康熙在“不生事”和“寬仁”政策指導下，對這些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罷了。
雍正即位後，力圖革新前朝積弊，在政治上開創一個嶄新的局麵。但積弊太多，太久，該從哪裏入手呢？雍正選擇了一個最關鍵也是最根本的方麵——用人。
雍正認為，“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耳。”他把用人看作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大事，而把其他方麵都看作是枝葉。自古以來，帝王將相們都十分注意理財，認為理財最關於國計民生，隻要倉廩充實，百姓各樂其業，國家自然會太平無事。但雍正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有一次，他對諸王大臣們說：從古以來帝王治理天下，都說理財、用人兩件事最重要，但是朕認為用人的重要性，更在理財的上麵，如果能夠做到用人得當，還擔心財政整不好嗎？其他政事辦不好嗎？他在署理江蘇巡撫尹繼善的奏折上曾批寫說：朕的責任，不過是提拔任用你們這樣的幾個總督巡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