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政權穩固，雍正認為條件已成熟，實現大權獨攬的時機到了，於是步步緊逼，嚴懲年、隆二人及其黨羽。是為了收回和加強封建君主的權利。
雍正懲治年、隆，其實際目的為了獨攬大權，鞏固自己的統治。在這場權力鬥爭中，雍正曾說過“生殺之權，操之在朕”的話，表明了他真實的意圖。
繼位之初，政權未穩固，情況十分特殊，雍正認為暫時隻能假手於人，加之年、隆二人在繼位鬥爭中確實立有汗馬功勞，於是雍正重用和寵信二人，給予了他們正常情況下臣子不應有的權力。像“年選”、“佟選”，真可與吳三桂的“西選”相比。年羹堯的權力更直追當年的大將軍王胤禵，他還在其職權範圍以外幹涉朝廷和其他官員的職務。他們權力的膨脹，是在皇帝允許的前提下恃功驕恣的結果，雍正本人負有很大的責任，難以辭其咎。所以雍正也不斷自責，說年羹堯之負恩，“殊令朕愧見天下臣工。”後來又說：年羹堯、隆科多“之妄謬，皆由朕之信任太過”，“朕今深恨辨之不早，寵之太過，愧悔交集，竟無辭以謝天下，惟有自咎而已。”在定隆科多之罪時，又諭諸王大臣及內閣、九卿等說：“隆科多忍負皇考及朕高厚之恩，肆行不法，朕既誤加信任於初，又不曾嚴行禁約於繼，今唯有朕身引過而已。”
從另一方麵講，年隆二人不能自我限製，因功高位尊，皇帝寵信而忘乎所以，做出許多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是自己釀成的殺身大禍。
隨著政權穩固，雍正認為條件已成熟，實現大權獨攬的時機到了，於是步步緊逼，嚴懲年、隆二人及其黨羽。是為了收回和加強封建君主的權利。年、隆案中的所謂僭越、狂悖、專擅、欺罔、奸黨等罪，都是指控他們擅權驕縱，明確他們的一部分特權是不應有的，以此儆戒臣下，保證自己大權獨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