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對曾、呂之案的“出奇料理”。的確顯出了他的過人的識見和魄力，但雍正對付讀書人的手段，從呂留良到曾靜，不隻是殘酷，同時還是殘忍。他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終於轉移了一代士風，大大加強了奴性。
雍正以奇思處理完曾靜、呂留良案後，並沒有就此罷手。這位勇於革新的皇帝，做出了又一驚人之舉，諭旨刊行自己與曾、呂公開辯論的書籍《大義覺迷錄》。雍正此舉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清除反清思想，為清朝統治的合法性辯護，二是洗刷自己身上的髒水，還自己清白之名。
清朝初年，呂留良借“夷夏之防”闡發民族大義，自然具有反抗清朝民族壓迫的一麵。在評選時文時，呂留良主張首先要分清是“華”是“夷”，然後才能講君臣之間的倫理關係。用他的話講，就是“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倫。”這話比較隱晦，但細加品味卻大有文章。照呂留良的邏輯，皇帝如是漢族人，才能講臣民對君主的忠順；言外之意，現在的皇帝是“滿洲”，“滿洲”是“夷狄”，“夷狄”近禽獸，你看該怎麽辦？曾靜讀了呂留良的評選的時文，由“夷夏之防”推出了清朝入主中原是“夷狄盜竊天位”，並導致了反清的實際行動，責任應當曾靜自負；但追本溯源，雍正也很合乎邏輯地得出了“曾靜之反清，惟呂留良是問”這樣的結論。雍正再往深處想去，呂留良的思想既深且廣，他批過的時文，凡參加科考的士人難免要拜讀，今天有一個曾靜被蠱惑作亂，今後就可能有十個，百個曾靜。這樣想來，曾、呂案就不單是一個湖南人受呂氏思想的影響而去策動別人造反的偶然事件了，它關係到以“夷狄”為皇帝的清朝對中國的統治是否有理論根據這樣一個帶根本性的大問題。
對雍正本人來說更為嚴重的是，關於他用鬼蜮伎倆篡奪皇位，以及“謀父”、“逼母”、“弑兄”、“屠弟”之類的流言也傳到了像曾靜這樣具有反清思想的漢人耳朵裏，益發印證了“夷狄”確實是“禽獸”這樣的傳統觀點。這又是對雍正是否有資格為人君的尖銳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