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意料的是雍正卻力排眾議，別出心裁，決意要寬赦曾靜。雍正在此案的處理上，寬“現行犯”而嚴“思想犯”可謂謀之深遠，亦屬曠世之舉。
曾靜案發後，雍正一麵審理，一麵考慮處理方法，待胸有成竹後，雍正走過程似的令朝廷九卿詳議曾靜應得之罪，又依次讓各省總督、巡撫、道府守令，各地學官議論曾靜之罪。官員們都說曾靜罪無可赦，法在必誅。雍正又讓曾靜自己議罪，曾靜亦自稱所犯彌天罪，“天地亦當不容”。這時，朝廷內外都認為曾靜必殺無疑。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雍正卻力排眾議，別出心裁，決意要寬赦曾靜。雍正解釋此舉說：曾靜“並無反叛之實事，亦無同謀之眾黨。”要不是曾靜自行投首於嶽鍾琪，造書造謗之奸人，他皇帝“何由而知之，何從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晰開示，使臣民共曉之？”“即此曾靜不為無功，即此可以寬其誅矣。”於是將曾靜及其徒張熙免罪開釋，留曾於湖南觀風整俗處使用，並宣布不但他不殺他們，“即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之”。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有兩條，一是嶽鍾琪為明了投書真相曾同張熙盟過誓，嶽為股肱大臣，與皇上應視為一體，不能讓他失信，故寬免曾、張。二是如前麵所說曾靜投書，使雍正得以追查出造謠元凶，曉喻百姓。因此不應斬殺。曾靜等當然感恩戴德，甘願為犬馬，到處現身說法，自我批判，消除影響。這才是雍正的真實目的，“可見人無愚賢不肖，無不可感格之人。”雍正對自己的“出奇料理”是很得意的。
與對曾靜“寬待”成鮮明對比是對呂留良的“嚴懲”。這也是雍正出奇料理的一部分。呂留良死後的四十五年，即雍正六年十月，呂留良被另立一案。雍正下諭浙江總督李衛，嚴緝“查拿匪類以速慎為要，正犯勿使漏網。”可是呂留良，其子呂葆中，其學生嚴鴻逵等先後故世，隻好逮捕兩家的子孫。又因張熙赴浙省時訪問過嚴鴻逵的學生沈在寬，故沈也在拿之列。至於刊刻呂書之車鼎豐、車鼎賁，收存呂書之孫用克、周敬輿，以及三家有關學生房明疇、金子尚、陳祖陶、沈允懷、沈成元、董呂音、李天準、費天原、王立夫、施子由、沈鬥山、沈惠候、沈林友、朱霞山、朱芷年、張聖範、朱羽采等皆被逮捕入獄。呂、嚴、學家中所藏書籍及呂留良之《備忘錄》、《日記》等全部封存，具折進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