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我們像兄弟姐妹般地交談。”一次一位蘇聯作家詢問我對蘇聯的印象時這麽說，我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詞語來表達頭腦中複雜的感覺，我便很外交地回答：我對你們國家的印象很好。想不到對方懷疑地揚起了眉毛：“很好嗎？可是我們商店裏的東西遠遠沒有你們的豐富呀。我到上海看到馬路上有那麽多的東西，簡直驚訝極了。”蘇聯同行的直率與坦誠使我汗顏。
在基輔與烏克蘭的作家們座談，我們問起比較敏感的“歸來文學”的問題，他們直言不諱地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蘇聯作家中被流放的有一半是烏克蘭的作家，現在差不多都平反了，我們的雜誌都積極地發表流亡在外的僑民作家的文章，對我們的事業來說，敵人越少越好，不能再自己製造敵人了！”我們又問，平反有什麽原則嗎？他們說：“過去的原則是誰不和我們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現在我們的原則是隻要不反對我們就是我們的朋友。”
在阿拉木圖，我們去參觀哈薩克民間歌手江布爾的紀念館，陪同我們前往的納賽姆對江布爾很不以為然，他說：“江布爾很幸運，他這麽受重視是因為他寫了許多歌頌列寧斯大林的詩。有的歌手比他好，卻不受重視。”團長老朱是詩人，讀過江布爾的許多作品，他不同意納賽姆的看法，反駁說：“江布爾歌唱人民，歌唱人民的革命鬥爭，他拒絕為沙皇歌唱而遭受迫害，我覺得他不愧為偉大的詩人。”納賽姆聽了思索片刻，爽朗地大笑起來，承認老朱的看法比較全麵。
在普斯科夫，沒有安排我們與作家會麵，經我們一再要求，臨時來了兩位作家，都是五六十歲參加過衛國戰爭的中年人。原以為他們說話會比較穩妥，沒料到他們尖銳地提出在作家中也有官僚主義者的問題，他們直呼蘇聯作協一位領導人的名字，並且知道這位領導人曾經訪問過中國，與中國許多作家是好朋友。他們說這個領導人在位十年，利用職權為自己出了200本書，印數達1400萬。而一般作家出書卻很難，一部稿子在出版社一放幾年。作協的領導們都有自己的評論家，一有作品就組織評論，而絕大部分作家的作品得不到重視。他們說所以作協的章程必須改革，作協的領導不能終身製，作家應該寫作品而不是利用職權來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