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武後來回憶：“石覺的臉色極為難看。”
石覺回去，當然會把在北平碰上董其武的情況向層峰報告，於是，“董其武在北平幫助傅作義籌劃起事”的消息不脛而走。
閻錫山素來疑心重且小氣，聽了這樣的報告不斷董其武的餉，倒是奇聞了……
閻錫山斷了綏遠的接濟，沒了糧餉的董其武十分艱難。綏遠人少地荒，部隊到了春天還沒有單衣，沒辦法，隻好把棉衣的棉花取出來，充作夏季軍服。官兵每月的菜金隻有兩元。向廣東政府催要餉項，卻是沒有回音，隻是連電董其武離開綏遠前往廣州“開會”。
這種“會”哪個敢去開？要說董其武當時怎麽算也還是國軍編製，就衝閻錫山斷糧這一手，不造反也要給逼反了。
就在這個重要的時候，與共產黨方麵的接洽卻出了問題，綏遠重新倒向國民黨出現了一線希望。
這就是發生在1949年5月的“刺殺共產黨談判代表案”。當時，中共派駐歸綏的負責人潘紀文的處理略顯過激，引發了雙方的信任危機。
這時候，閻錫山見縫插針，派與綏遠將領素有深交的徐永昌與時任空軍副總司令的王叔銘趕來綏遠勸說董其武率部西撤。
作為蔣的高級幕僚，徐永昌忠告於蔣介石：“閻先生其實相當愛國、勤儉、能深思，充其量他不過是委員長眾多政敵中一位，而絕對不可能是賣國者。賣國者不能合作，政敵是可以合作的。從他肯大把花錢於公家這一點上看，閻先生亦是比較清廉的，若是別的軍閥，公家的錢，他永遠拿不完，而且都是拿到自己家裏去，絕不會再拿一點到公家。所以由很多方麵來看，你不但有與閻先生合作的必要，將來他很可能還會有幫你的時代。”
徐永昌在1932對蔣介石說過的這番話對閻錫山來說極其重要，可以說奠定了蔣介石以後與閻錫山多次合作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