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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這一問我倒提高了警惕：“再過幾天，恐怕把我們也變成鬼了。今天晚上就走，到上海去找中央。”

文強與周敦婉不辭而別，於1931年年底到了上海。

文強回憶說：

好不容易找到了周恩來住的地方，聽見裏邊有說話的聲音，聽得很清楚，但是一敲門，聲音沒了，也沒人答應。我和周敦婉一次一次地去，門裏麵的人肯定聽出了我們的聲音，可就是不理。一次我們又去敲門，這時從門縫裏塞進一張紙條來，我拿起來一看，紙條上麵寫了一個“蘇”字。我就猜出了，是讓我們到蘇聯去？周敦婉接過條子看，她說還有一個解釋哩，讓我們到蘇區去。

當時拿著條子就覺得不好辦，我們失望了。

周敦婉還有點糊裏糊塗，說：“我們慢慢再找吧。”

我說你這個人看問題太單純，我們找不到周恩來、楊尚昆，就算找到了，要是他們也是王明路線的立場，那我們不是自投羅網了麽？

我們兩個在周恩來門外抱頭痛哭。

文強與周敦婉在上海被中央拒之門外，生活無著，最後，文強隻好攜周敦婉回到了湖南老家。三年後，經廖宗澤向曾擴情介紹，文強投向了國民黨。

文強的離川，使廖宗澤十分痛心，也十分寒心，他眼見立三路線之後又是更左的王明路線，這樣折騰過來折騰過去，哪兒還能談得上革命的成功？他終於對革命徹底地失去了信心，主動脫黨了。

當時那種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情況之下，背叛共產黨的人不在少數，其中相當一部分屬於廖宗澤這種類型。他們不是因敵人的強大而動搖，不是因鬥爭的艱苦而退縮，也不是在敵人的刑場上因貪生怕死而變節，而是因自己隊伍中屢犯不改的嚴重錯誤而灰心喪氣。對於革命鬥爭的殘酷性包含著革命隊伍自身也會犯錯誤甚至嚴重錯誤這一方麵，他們缺乏應有的認識和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革命信仰的幻滅導致了人生道路的改變——他們不是被敵人打垮的，而是被共產黨內的錯誤路線、被自己的組織、自己的同誌，被自己打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