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17日下午，關押在四德村拘留所的近百名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被集中起來，由邱所長宣布第二天搬家。叫大家回到監舍後收拾好背包行李和漱洗用具等什物，第二天一早便出發。
回到監舍後，大家一邊忙著收拾行李，一邊和靠近的人議論，猜測會搬到哪裏去。
徐遠舉並不關心搬到哪裏，他大聲武氣地說：“反正不是放出去，任誰搬到哪裏也仍是蹲共產黨的大監。我現在擔心的是，明天是讓我們乘車呢還是步行？如果大天白日地列隊在街上扛著鋪蓋卷排著隊走，共產黨這不是故意拿我們示眾出洋相麽？太難堪了！”
周養浩一聲苦笑：“破帽遮顏過鬧市，既為階下之囚，也隻能把臉抹下來塞進褲襠裏了。”
看守人員聽見了他們的議論，在門邊插話說：“你們好像情緒還很大，其實是好事情嘛，把你們這些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集中關在一起，不單監獄的環境更好，每月一個人16塊錢的夥食標準，也要比這裏要高8塊，一般的犯人想去還沒有這個資格呢。”
大家一聽，這才高興起來。晚上，監獄還打打牙祭，吃回鍋肉。被列入轉移名單的人都顯得很興奮。
唯有王陵基因為向獄方提出帶走他的生活副官的要求遭到了拒絕而痛苦不堪。這位前國民黨上將、四川省主席，無論是在重慶，還是後來在北京，他的級別在戰犯中是最高的，但是，他又是個獨立生活能力最差的人，過去完全是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生活上的一切皆由姨太太和他的生活副官孔石貴伺候，即便是逃出成都後，為縮小目標，他一路上把跟隨他多年的幕僚警衛全打發走了，最後關頭，連大包大包的金條和手槍也扔進了川西一戶農家院子中的水井裏，可就是沒敢扔下已經跟隨他十幾個年頭的生活副官孔石貴。因為原因太簡單不過，要沒了孔石貴，他知道自己多在這世上活一天也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