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夏天，沈醉也被轉押到了白公館。他在回憶錄裏這樣寫道：“下了飛機，我即被送到了白公館。這地方樓台花榭，環境幽雅，若不是被當成了監獄，肯定是一處理想的風景區。1939年，在我擔任軍統總務處長時出麵從早已賦閑的原黔軍師長白駒手中買下了他的這座公館，改造成了關押要犯的監獄。共產黨的許多地下工作者，如江竹筠、許雲峰（原文如此）、葉挺等，都在此關押過，我自己也曾多次到這裏來視察過。真沒想到，過去用來關押別人的地方，如今卻成了關自己的地方。我感慨萬千地想，社會的變化竟是這樣的不可思議，這樣的巧合！當我被押進樓房時，徐遠舉、周養浩等人都驚奇地圍過來問長問短。他們是早些時候被押來重慶的。當時正是鎮反的**，我想，他們幾個原是在重慶進行大屠殺的主持人，一定是押回來公審鎮壓的。沒想到他們都還活著，我感到既驚奇，又高興。”
其實，沈醉和徐遠舉、周養浩的關係並沒有他在回憶錄裏寫得那麽好。非但如此，他們還應當是惡眼相向，視若仇人。
淪為共產黨的階下囚，每個戰犯最擔心的就是：共產黨什麽時候殺掉他們？尤其是長期從事職業特務的沈醉、周養浩、徐遠舉等人最為敏感，說話做事都格外小心，生怕有人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向政府打小報告。
偏偏在這緊張的時刻，卻發生了一件大事。
有一次，粗心的審訊人員在提審完周養浩，讓他在筆錄簿上簽字時，中間夾著對他處理意見的草稿，上麵寫著“建議判處死刑”，還附有沈醉的揭發材料。
周養浩看後膽戰心驚，尤其痛恨出賣自己的沈醉。想到自己反正已是必死無疑之人，臨走之前，也得拉上一個墊背。
周養浩被押回監房，宋希濂、徐遠舉、沈醉都在，隻見他怒氣衝衝，提起一張小板凳就往沈醉頭上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