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不少戰犯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也因此主動地交代了一些過去隱瞞下來的罪行。但是，如果說僅此以後，戰犯們就會來一個脫胎換骨般的轉變，徹底地信任和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那又未免把思想改造看得太簡單了一些。
僅舉一例，便能說明對於這批戰犯的思想改造工作有多麽的艱難！
1955年2月9日，大屠夫楊進興在南充縣當農民時被我偵察員設計巧妙地拍回一張集體照片，市公安局追殘小組立即派人前往造時場重慶市戰犯管理所，讓楊進興的上司徐遠舉、周養浩辨認。誰知他倆看了照片後均裝出副老實樣子，搖頭說：“不認識，從來沒有見過此人。”
而這張照片經楊進興過去的特務同事和從白公館逃出的羅廣斌等人辨認，馬上便得到了確認。
後來，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時，徐遠舉在其交罪材料中寫道：“當時在重慶我之所以成了抗拒改造的典型，有多方麵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我想到自己欠下了那麽多的血債，以我過去在國民黨中管理共產黨犯人的經驗，絕難逃脫一死。共產黨暫時不殺我，那是因為要利用我罷了。有利用價值，共產黨就暫時不會殺我，如果失去了利用價值，我的死期馬上就到了。所以，在交罪認罪中，我從來都是像擠牙膏一樣，擠一下，說一點，能隱瞞下來的，盡量隱瞞。”
在他與周養浩等人的私下擺談中，他還說到，以他過去審共產黨犯人的經驗，任何一個叛徒都不會主動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情況吐完的，劉國定如此，冉益智如此，蒲華輔也如此，隻有靠慢工細活，一點一點地擠，才能讓他們把情況吐完。雖同為囚犯，政治信仰相悖，但作為人的本能，大抵都是一致的。
關在白公館監獄，徐遠舉常常獨自倚在窗前凝視碧綠的山林，思戀和擔心著已逃到台灣去的耿靜雯與孩子。晨霧與晚霞飄進他的眼睛，變作厚厚的雲翳，他眼前一派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