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印證筆者觀點的，除了如鄧仲純夫人將陳獨秀拒之門外，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張定先生（原名張富培）與陳獨秀邂逅後的遭遇，也足可佐證。
1940年初，家住重慶的張定和三位同學考入江津中山中學高中二年級。開學時，他們一起乘民生公司的“民哲”號輪船去江津報到。在船上看見一位身著長袍，很有風度的長者。航警告訴他們說，這人是陳獨秀，住在江津城中的延年醫院。張定讀過陳獨秀的文章，知道他是有名的學者、教授，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對他很是景仰。立即上前拜見陳獨秀，並拿出筆記本請陳獨秀簽字。陳獨秀十分客氣，問了張定一些情況後，慨然應允，簽下了“少年中國，中國少年”八個字。並題注：張富培同學紀念 獨秀於民哲舟中。
與張定同行的三位同學並未上前請陳獨秀簽名。當船到江津通泰門碼頭，憲兵檢察行李，沒收了他們幾本小說和《全民抗戰》等期刊。放行後因天色已晚，四人便去七賢街四川旅社投宿。晚上九點鍾左右，憲兵又來查房，發現了陳獨秀題有字的筆記本，馬上叫張定和宋建武帶上被子，把他們押去了憲兵12團司令部，兩人被分別關押在兩間牢房裏。
天亮後，張定被叫到審問室，一個軍官問他：“你是不是共產黨？”
張定嚇了一跳，趕緊說：“我是個來江津報到的學生，我隻知道讀書。”
軍官又問：“你和陳獨秀是啥子關係？”
張定答：“沒有任何關係，我隻知道他是一個有名的教授。”問了半天，問不出個所以然。情急之下，張定要求打電話回家。
軍官問：“你老漢是幹啥子的？”
張定說：“我爸爸在21軍司令部做事。”
軍官愣了一下，說：“江津打重慶是長途，不能打。”
張定剛回到牢房中，看守就通知他和宋建武拿上被子出去，說沒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