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國民黨上層政見各一，抗戰派和投降派爭鬥很激烈。其中汪精衛之流就是典型的投降派代表。
蔣與汪不和社會上都知道，蔣很獨裁，許多事辦之前從不跟汪打招呼，辦了後汪才知道，汪作為國民黨副總裁幾次與蔣大吵大鬧，但毫無意義，於事無補。鬧了幾次辭職後，安靜了下來。後來抗日戰爭爆發不到兩年時間，大部分國土被日軍占領，汪悲觀失望到了極點，汪遂與周佛海等人與日本人秘密建立了聯係，汪手下的人與日來往密切，引起軍統注意，戴笠找到蔣介石匯報，蔣說：“他汪兆銘早就想另搞一套嘛，他要搞讓他搞好了，我看天塌不下來嘛。”
有了上諭，戴笠吃了定心湯圓，馬上安排手下盯住汪公館，什麽也不要做，隨時向戴匯報。不久汪公館經常聚集的幾個人突然一段時間沒有來了。那天下午汪公館門前隻有汪夫人陳璧君獨自上車外出，接著又一輛黑色轎車馳了出去，車子繞過市區來到珊瑚壩機場，車上人下來後一頭鑽進停在那兒的一架飛機，迅速離開機場向南飛去。
汪精衛找到一次蔣介石訓話他可以不參加的機會，借口去成都視察部隊，乘飛機到了雲南。雲南省主席龍雲率黨政要人為汪一行人設宴招待。宴畢，汪與龍雲密談至深夜。汪訴說了蔣的獨裁和自己準備成立新政府的打算，希望龍雲站在他這一邊。龍雲早就知道汪與蔣不和，但要他脫離國民政府與汪去胡搞他沒有表態。
第二天國民政府來電要求龍雲想法扣住汪，龍雲才感到事情嚴重，急忙把汪送到了越南河內。
汪出走河內的消息散開，美、英使館的人慌忙找到蔣介石詢問，蔣介石稱“汪精衛此次離渝而赴河內，實為轉地療養，純係個人行動，毫無政治意味”。
不過幾天，汪在河內發表“豔電”響應近衛聲明公開投敵。蔣仍對汪留有餘地，不下通緝令，還把參與叛逃被捕的彭學沛釋放，僅開除了汪的黨籍。直到一九三九年十月汪在上海召開偽國大，蔣才大發雷霆找來中外記者公開聲稱：“汪逆罪惡昭著，實屬根本上已自絕於中華民國全國國民的漢奸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