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會”這個名稱，現代人已經十分陌生了。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信息傳播媒介的增加，人們已經很少聚在一起交流讀書心得了。
在當年，讀書會曾經是一個十分有益的學習園地。
皖南事變後，中共中央南方局為了幫助重慶的一些文化、學術工作者提高理論、政策水平，組織他們建立了一些不同形式的讀書會。
當時，一個由幾個理論工作者組成的讀書會，在學習交流中，把唯心主義哲學家馮友蘭、賀麟視為對立麵，每次聚會，都對這兩個人的文章進行研究、批判。大家都覺得這是十分正常的，沒有誰會感到有什麽不妥。
有一次，周恩來到讀書會來，正碰上這些理論工作者們在頗為熱烈地談論這個話題。
聽了好一會兒，周恩來發言了。他平靜而中肯地對大家說：民族大敵當前，在千千萬萬種矛盾中間，學術理論界也麵臨著錯綜複雜的矛盾。我們和馮友蘭、賀麟在階級立場上，矛盾固然是尖銳的，但畢竟不是主要矛盾。當前，學術理論上最危險的敵人，是國民黨右派的妥協投降理論，我們鬥爭的鋒芒應該對準陳立夫的“唯生論”。
周恩來一席話，說得這些學識淵博的理論工作者們心服口服。
像這樣的事情，當時在重慶的理論工作者們還可以舉出不少。
西南聯大教授、曆史學家雷海宗主編的刊物《戰國策》，對中共態度不友好，《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組織了批判“戰國策派”的文章，《新華日報》負責人章漢夫親自寫了評論《戰國派的法西斯實質》，點了雷海宗的名。另一次，曾因救國會七君子案被捕入獄的前南京救國會負責人、抗戰期間從事農村經濟工作與研究的孫曉村主編的一家經濟刊物，有文章說了不利於統一戰線的話，受到了許滌新等中共理論工作者的批判……周恩來得知後，都一一向這些同誌指出，從抗戰的大局出發，這些都不是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