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出現了一樁引人注目的事件——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共培養理論幹部的高級研究機關）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共產黨員作家、翻譯家王實味，延安出版的一部分馬列著作的主要翻譯者，因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的《野百合花》等雜文獲罪，被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開除中共黨籍，被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情報部部長、領導整風運動的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康生下令逮捕，不久被殺——這一冤案，在近半個世紀之後的1991年終於得到徹底平反昭雪。
這一事件當時也波及到了重慶。
當時中共中央發起的整風運動是在全黨範圍內開展的，因此在重慶的中共報刊《新華日報》《群眾》周刊也就陸續刊登了範文瀾、艾青、潘梓年等批判王實味的文章。
這在重慶引起不小的震動。國民黨方麵自然趁機攻擊中共；而文化界人士則對中共如此批判一個文化人大不理解，感到疑慮、困惑。
這時，《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
《新華日報》專門反映各界朋友呼聲的《友聲》專欄，在12月10日（即王實味在延安被捕前後）發表了《一個黨外人士的話》，署名蘇德鄰。
文章說：“近來有所謂‘野百合花事件’的傳說，喧騰眾口，形諸黨報黨刊，據說這個事件在延安鬧得相當厲害，但在重慶也鬧得不能不算厲害了。”作者沒有依照其他批判文章的調子將王實味稱作“托匪”“奸細”“特務”，而說王實味是一個文化人，文章說，“有些文人，尤其是沒有受過磨煉的文人，都不免有一種壞習氣，就是喜歡意氣用事，憑著個人的主觀判斷事物，自命不凡，說話往往誇大得沒有分寸，有時甚至近於說謊造謠。”把已經被定性為“托派奸細”、“特務探子”的王實味，輕描淡寫地（現在來看應該說是頗有分寸地）說成隻是由於文人的壞習氣而自命不凡、說話沒有分寸，並且還進一步說：“我個人覺得，所謂‘野百合花事件’實在不值得那樣宣傳，宣傳的效果未必是正的，也很可能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