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沿著枯水季節的長江航道降落下來，停到了修築在長江中心沙洲上的臨時機場——重慶珊瑚壩機場。機上的外國人下來後，首先吸引住他們目光的是盤繞在高高的懸崖之上的重慶舊城牆。汗流浹背的力夫用像吊床一樣的滑竿將他們晃晃悠悠地抬著，登上那鑿在懸崖上的數以百計的石階……
這是一個外國記者寫下的他初到重慶時的感受。抗日戰爭時期，許多外國人都是這樣來到重慶的。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不久，國民政府便於1937年10月30日決定遷都重慶。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定重慶為中華民國陪都。一時間，各國駐華使館和外國通訊社、國際援華團體紛紛集中到這座山城裏來，各種膚色的外交官、盟軍將領、記者、作家及其他友好人士雲集重慶，重慶成了中國對外交往的一個主要窗口。
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後，在重慶廣泛展開了抗日統一戰線工作。鑒於國民黨方麵對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實行嚴密封鎖，中共與外界的直接交往被隔絕，為了廣泛開展國際間的統一戰線活動，南方局於1939年4月設立了對外宣傳小組，次年冬改稱外事組。外事組工作受周恩來直接領導，組長王炳南，副組長陳家康，自1942年起，增補龔澎為副組長。
周恩來在後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就指出：“這種外交現在還是半獨立的外交。因為一方麵重慶國民政府還是中國人（我們在內）及同盟國所承認的中央政府，許多外交來往還須經過它的承認。但另一方麵，國民黨是不願意我們進行單獨外交活動的，我們與同盟國家隻有衝破國民黨種種禁令和約束，才能便於我們外交來往和取得國際直接援助”。
在國民黨阻撓中共進行單獨外交活動的“種種禁令和約束”中，一個重要方麵便是對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人員和與他們來往的所有外國人，都進行幾乎是公開的特務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