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國外交家基辛格曾評價周恩來的風度是“文雅莊重”，具有“鋼鐵般的自製力”。這確是世人所公認的周恩來的一大特點。
不過，在特定的情況下，一個人的性情也會有越出常軌的時候。
在陪都時期，周恩來曾有過一次在盛怒之下摔了電話聽筒的事。
那是在皖南事變剛發生之後。
事變之前，已經有許多跡象表明國民黨將加緊對中共方麵的政治壓迫，並可能采取軍事措施。
1940年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致電朱德、彭德懷和葉挺（這封電報即曆史上所稱的“皓電”），強令黃河以南的新四軍與第十八集團軍各部於電到一月內，全部撤至黃河以北。
10月24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報告各方麵消息“均證明反共**是正在著著上升”。“何、白十九日電是表示了國方決心”。
10月25日，毛澤東兩次急電周恩來，說明“我們應估計到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可能性”。
11月1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斷言“破裂的危機已至”，“反共局部戰爭會開始”。
11月3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指出“把重點放在應付投降應付內戰方麵，方不吃虧，方不上蔣的當。立即準備對付黑暗局麵，這是全黨的中心任務。有了這一著，就不會重蹈陳獨秀的覆轍了。”
從這些情況來看，中共方麵對形勢的危險性是有充分估計的。
然而，正如從皖南事變中死裏逃生的新四軍軍部秘書長李一氓所說，事情發展到後來的地步，“恐怕主要是我們把國民黨想得太好了。”
12月25日，周恩來應邀會見蔣介石。這一天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獲釋四周年的日子。蔣介石稱周恩來為“患難朋友”，在談話中以“極感情的神情”說：“抗戰四年，現在是有利時機，勝利已有希望，我難道願意內戰嗎？願意弄坍台嗎？現在八路、新四還不都是我的部下？我為什麽要自相殘殺？”“隻要你們說出一條北上的路，我可擔保絕對不會妨礙你們通過。隻要你們肯開過河北，我擔保至一月底，絕不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