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忠義救國軍總部後，文強忽然收到寄自上海的一封信和一件包裹。
他打開一看，驚奇得叫出聲來：竟是他以為已經在日機轟炸下遇難，記憶中早已淡忘的那位萍水相逢的青年女教師葛世明寄來的。
原來，葛世明乘坐的輪船並未被炸，而是順利到了武漢。她通過文強介紹的武漢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簡樸，安排參加了戰時訓練班，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現已畢業分配到上海從事敵後工作。她與在長沙的周敦琬也取得了聯係，並從周敦琬處得知了文強的地址，特寄來手織毛衣兩件，請文強和劉人奎兩位恩人笑納。
文強喜出望外，趕緊打電話告訴了劉人奎。劉人奎自然也高興萬分。
1939年春，文強奉命率忠義救國軍總部參謀處長郭履洲、軍需處長周家禮組成的視察組，到上海、浦東、江陰、無錫、常州等地視察活躍在遊擊區的十多個忠義救國軍遊擊支隊。為時半年多。
當文強一行視察到了江陰時，在那裏的總部副指揮兼淞滬指揮官楊蔚告訴他們，忠義救國軍第五、第七兩個支隊與新四軍發生了摩擦，新四軍被俘十餘人，已經軍法審判，由楊蔚批準“就地槍決”。
文強知道楊蔚和五支隊隊長阮清源都是反共頑固派，對事情的處理顯然帶有政治因素。他便以大敵當前，不可自相殘殺，有問題可向新四軍軍部提出，以和平方式調處解決等道理，先說服了視察組同仁，然後以總部視察組名義提出要過問此事，繼而說服了楊蔚，將原定的立即槍決暫緩執行。
文強又對新四軍被俘人員逐一訊問，查驗身份。為首的一名姓蔣的青年軍官，自述原為廣西部隊中的排長，因參加淞滬抗戰被日軍打散，後為新四軍收容，作戰有功，提升為大隊長。文強查驗了他的證件，向楊蔚提出將他們一律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