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魯門從來認為，軍人是要有一種積極的攻擊精神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還在駐法美軍服役，官至上尉銜的時候，每次視察部隊，他都要脫下士兵頭上鋼盔，看看他們的眼神裏麵，有沒有戰鬥意誌的光輝。
可是，時至今日，尤其是此時此刻，他卻雙目微閉，斜倚在白宮總統辦公室的高背座椅上，差不多就要睡著了。
而且，不知為什麽，至少在他的感覺上，對麵牆上的掛鍾，嘀嗒嘀嗒地不再像是戰壕外麵那令人警惕的小雨，而恍若一支悠揚婉轉的催眠曲了。驟響在辦公桌上的電話鈴聲，雖然這樣震耳，這樣急促，但是也沒有辦法喚起他在昔時的軍號聲中衝鋒陷陣的那種亢奮與勇氣了。
“貝爾納斯先生嗎？”
杜魯門從太陽穴處放下手來，拿起話筒，懶洋洋地對他的國務卿道，“又是中國的事情，唉，除了國共兩黨談判毫無結果，除了極端保守的民族主義的幻想，這個地方難道還有別的什麽東西值得我們非去扮演聖誕老人不可嗎？
好了，好了，你覺得現在有點兒寂寞的話，那麽就請過來坐坐好啦。”
貝爾納斯放下話筒，隻是聳了聳肩膀。他沒有感到意外。
在他看來，杜魯門雖然曾經絞盡腦汁，想要擬定一項策略來應付中國的危機，但是，這位白宮的主人的大部分經驗和興趣隻是與歐洲有關，絲毫談不上對中國人危機的進一步了解。於是，赫爾利便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當然的化身，權威的代表，大包大攬，發號施令，儼然以太上皇自居。
這卻是貝爾納斯不能忍受的。對於這位從來就藐視國務院的駐華大使，貝爾納斯不僅早已把他寫進了自己的仇敵名單，而且特意為之加上了一個“確鑿無疑的精神病患者”的永久性的注釋。
然而，當貝爾納斯走進總統辦公室，在辦公桌上居然看見翻開了的赫爾利的《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的時候，對於杜魯門方才在電話中所流露出來的黯然神傷的情緒，他反而感到有些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