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斯圖爾特·孟席斯和軍情六處忙著收獲“超級”的豐碩成果時，他們在白廳的競爭對手——特別行動處，仍然在掙紮著展開行動。後來的事實證明，特別行動處的支持者們所描繪的宏偉的未來成就，客氣地說在當時還為時過早。
丘吉爾在與歐洲流亡政府領導人會晤時宣布：“我們將幫助並發動所有被占領國家的民眾進行抵抗和革命，不能讓希特勒有和平、有休整、有停頓的地方和妥協的機會。”負責特別行動處的經濟戰爭部部長休·道爾頓（Hugh Dalton）承諾到1940年底，“受德國奴役的被占領國家”將奮起反抗，納粹占領將像“春天的雪花一樣消融”。
但是當1941年春天到來時，德國人在歐洲的占領仍然相當穩固，而實際上特別行動處隻向那裏派出了少數幾個特工。這個新的機構從一開始就麵臨著一大串嚴重的問題，而最主要的問題是設置了這個機構的大多數官員對他們該幹些什麽沒有一絲清晰的概念，除了極個別突出的例外。特別行動處根本就沒有人們所期望的指揮這樣一個大膽、創新和高起點的組織的領導人。休·道爾頓是工黨的一個重要人物，他公開地對英國的紳士和貴族不屑一顧。因此，他盡可能避免與軍情六處內那些出身良好、相互關係密切的人發生交集。但他實際上做不到這一點。像孟席斯一樣，道爾頓的父親曾經是維多利亞女王的牧師，還是國王喬治五世的老師，道爾頓自己也曾在伊頓公學受過教育。他在伊頓公學念書時建立的老關係幫助他招募了特別行動處的核心工作人員。特別行動處的大部分成員都來自倫敦，由前“伊頓人”和其他精英公立學校畢業生所組成的非正式的社交圈子。
與軍情六處從軍隊大量招募不同，特別行動處主要從法律、銀行或其他工商界的各行各業中招募成員。但是，正如他們曾經上過的學校所反映出來的那樣，這兩個機構的工作人員受到庇護並享有特權的生活經曆是相似的。由於他們與世隔絕的背景經曆，他們對英國或英國以外其他地方的現實世界幾乎沒有任何了解。作為一個在800多年來沒有被入侵或占領過的島國的公民，他們根本不知道占領者會是多麽的殘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