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組織這本書的時候，我決定把重點放在六個於1940年春夏兩季逃到倫敦的被占領歐洲國家政府與戴高樂將軍和他的自由法國運動身上。1941年春天，又有兩個歐洲國家——希臘和南斯拉夫被德國侵占。希臘政府逃往開羅，在那裏建立了戰時基地。以彼得二世國王為首的南斯拉夫政府於1941年6月抵達倫敦。盡管英國人對南斯拉夫的遊擊隊員提供了實質性的援助，但那位國王和他的政府對英國以及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的影響都很小。出於這個原因和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把另一個國家加到已經相當複雜的敘述中去，將使這本書更加臃腫），我決定不把南斯拉夫包括在這本書中。
最後，我想對幾十位在我的研究中曾如此慷慨地幫助過我的圖書管理員和檔案工作者們表示深切的感謝。其中的一些人是在我視為特殊珍寶的機構中工作的，這包括了英國的基尤國家檔案館，劍橋大學的丘吉爾檔案館，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圖書館和紐約海德公園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圖書館。喬治城大學的勞因格圖書館是另一顆“珠寶”，在過去的20年間，這家圖書館一直是我的家外之家。憑借其在國際事務各個方麵的非凡藏書和你可能會想到的其他資料，它讓我的研究工作變得更為輕鬆了。
同樣也要感謝許多曆史學家，我在寫作《最後的希望之島》時從他們的著作中了解了許多，也引用了許多。我要特別感謝克裏斯托弗·安德魯、阿薩·布裏格斯、馬克思·哈斯丁、弗朗索瓦·凱爾索迪、大衛·斯塔福德（David Stafford）和羅伯特及伊莎貝爾·托姆斯（Robert and Isabelle Tombs）。
感謝蘭登書屋的每一個人，特別是我傑出的編輯蘇珊娜·波特（Susanna Porter） 和她極有才華的同事普裏揚卡· 克裏希南（Priyanka Krishnan）。對亨利·羅森布魯姆（Henry Rosenbloom）、菲利普·格溫·瓊斯（Philip Gwyn Jones）、莫莉·斯萊特（Molly Slight）以及正在英國和澳大利亞出版《最後的希望之島》的斯克裏奇出版社的其他人，我要真誠地說一聲：“謝謝！”感謝我的老朋友蓋爾·羅斯（Gail Ross），感謝她為我和其他有幸由她來當經紀人的作家所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