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天一個雨日的早晨，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流亡政府的代表聚集在倫敦市中心舉行了一次會議。那時，盟軍的前景似乎和倫敦的天氣一樣陰鬱：蘇聯似乎已接近失敗的邊緣，而美國和英國仍處於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發動進攻後的恢複階段。但是比利時人、荷蘭人和盧森堡人坐在一起開會並不是為了哀歎眼下的艱難，他們確信盟軍最終會取得勝利，他們在那裏是為了規劃戰後的未來。
這三個小國有很多共同之處。它們在西歐的邊緣聚成一塊，它們搖搖擺擺地位於兩個歐洲大國——法國和德國之間。和挪威一樣，他們在戰前誠摯地堅守中立；但也和挪威一樣，德國入侵他們國家使之對中立的信守感到徹底的失望。
他們相信隻有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緊密聯合起來，才能讓他們的國家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如果所有西歐國家形成緊密的聯係，也許可以再次建立起一個有影響力且安全可靠的防禦“堡壘”。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三個流亡政府決定帶頭發起一個新的聯盟。
1944年9月，在經過多次談判之後，他們簽署了《比荷盧經濟聯盟條約》（以下簡稱《條約》）。《條約》將取消所有在他們國家之間進行的貨物交換的關稅，並建立一個從其他國家進口的共同關稅。該《條約》還為最終的人工、資本和服務的自由流動奠定了基礎。由於這個於1948年生效的開創性的《條約》，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幫助改變了歐洲的麵貌和它的未來。這是對“歐盟運動”的第一次激勵。不久之後，《比荷盧經濟聯盟條約》就成了西歐隨之而來的更加革命性步伐的催化劑。
比利時外交部部長保羅－亨利·斯帕克是推動這一運動的領導人物之一。斯帕克被稱為“歐洲先生”，他與法國的讓·莫內特和羅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等先驅者一樣，是建立“歐盟運動”的創始人。由於斯帕克的密切參與，他的家鄉布魯塞爾成為北約和包括“歐盟”在內的其他多個跨國組織的總部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