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40年代末，大多數歐洲國家都不願意再提及那場戰爭及戰爭罪責了。正如托尼·朱特所指出的那樣：“對歐洲最近曆史的沉默是建立歐洲未來的必要條件。”但是，由於在倫敦參加戰爭的那些人的經驗和前瞻看法與那些被困在家中的人們的想法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從而使各國對歐洲未來的規劃變得複雜起來。在這兩個群體之間，雙方都無法理解對方曾經有過的經曆。
埃裏克·哈澤爾霍夫·羅爾澤馬曾就他自己和他的“英國逃亡者”同伴們在戰後的幻想破滅，這樣寫道：“在整個戰爭期間，我們一直有一個夢想——每一天都在想：我們回到了家裏，那個仍然記憶猶新的荷蘭。我們確實回家了，但記憶中的景象卻被現實完全粉碎了，夢想被炸飛了。我們無法辨認這個擺在我們麵前的國家，憔悴得就像一個集中營的餘生者一樣。我們無法麵對，我們就像看到一個麻風病人那樣轉過身去，感到病態，感到很不舒服。與我們那些身上帶有被占領標記的老朋友相比，我們與那些曾為自由而並肩戰鬥的盟軍夥伴們在一起時會感到更加自在。”當他第一次回到家鄉海牙郊區的一個曾經很富裕的社區看望他的父母時，羅爾澤馬回憶道，他覺得自己像是“來自另一個國度的人”。幾個小時後他離開了，“我們像陌生人一樣說了聲再見”。
對於那些留下來的歐洲人，尤其是那些冒著生命危險進行抵抗的人來說，他們對來自倫敦的同胞們極為不滿。因為他們認為那些人生活在舒適和安全的環境中，沒有經受過占領下的每日的緊張、恐懼和困苦。
同胞之間的這種深度的裂痕，由於對各自國家戰後前途的尖銳的意見分歧而加劇了。例如，許多參加過抵抗運動的歐洲人決心參照他們在戰爭中的經曆，重新塑造社區意識以超越傳統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帶來的分裂。在大戰初期加入了荷蘭地下組織的羅爾澤馬寫道：“對危險的恐懼使人們不再去注意任何社會背景、階層和宗教的細微差別了。我們並肩戰鬥，共同感受，生死與共，完全是經典意義上的兄弟姐妹情感。”如果戰爭沒有讓社會產生根本性的變化，沒有讓世界變得更加公正和平等，那麽這場戰爭還有什麽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