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歐洲戰爭即將結束之時，有一個荷蘭小男孩幻想著和平時期的生活將會是怎麽樣的。他說：“一定會有食物、煤氣、電燈和水；會有報紙、電影和舞蹈；火車和有軌電車將會開動；被抓去德國強迫勞動的人將會回來，我們的戰俘和學生也將回家，我將可以隨時出門；當一輛汽車開到我家旁的街道上，當我家的門鈴在晚上響起時，我不會害怕；街上會有汽車，失散的家人將會團聚。”
但正如這個男孩很快就會發現的那樣，戰後在荷蘭以及殘破不堪、一貧如洗的歐洲其他地方的殘酷生活現實與他自我安慰的白日夢想毫無相似之處。到處看到的都是被炸毀的建築物。僅在法國，就有150多萬座建築被摧毀，其數量幾乎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兩倍。在整個歐洲大陸，鐵路、橋梁、堤壩、碼頭和港口都成了廢墟。曾經的肥沃農田被淹，城市是一片荒涼的景觀，郵政、電話和其他重要的城市基礎服務設施都不存在了。到處都缺糧，煤和其他燃料也是如此。在1945年和1946年這兩個歐洲曆史記錄上最寒冷的嚴冬期間，大多數家庭、辦公室和學校都沒有供暖。用美國記者西奧多·懷特（Theodore White）的話來說，歐洲國家的現代文明“已經到了窮途潦倒無以複加的地步”。
當歐洲國家為了生存而苦苦掙紮，並逐步開始大規模重建的時候，各國都不得不麵臨一個重要而複雜的問題——如何對待和處置“合作者”。在德國人占領時期，雖然許多公民曾經抵製過德國人，但還有不少人曾與德國人合作過。像許多與戰爭有關的問題一樣，“合作的問題”涉及多重的複雜層麵，包括如何定義所謂的“合作”。對於包括英國作家和前軍情六處特工馬爾科姆·馬格裏奇在內的一些人來說，這個定義是顯而易見的：“在德國的占領下，每個沒有潛伏參加地下抵抗運動組織或逃到國外的人都是某種程度上的‘合作者’，而且完全應該被認定為‘合作者’。”居住在英美等未被占領國家的人往往會持有這種黑白分明的看法。結果他們就完全不能理解在德國人占領下生活的兩重性。英國小說家保羅·沃特金斯（Paul Watkins）說：在英國和美國，“我們認為自己是好人。我們不必去考慮以‘合作者’的身份生活會是什麽樣子。任何合作的人都很軟弱，他們應該和壞蛋一起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