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倫敦大轟炸所帶來的所有的害怕、恐懼和破壞而言，在許多生活在倫敦的人心中，還有一種無可比擬的興奮感，一種在這樣的時候能在倫敦生活的“正能量”。在戰爭的**階段，死亡的威脅似乎隻會增加生存下去的興奮和激動。美國的雜誌記者昆汀·雷諾茲（Quentin Reynolds）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你走在街上，每個在你身邊走過的人都象征著生命脈搏的跳動。”
戰時倫敦的**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歐洲的流亡者們，他們為倫敦炸毀的街道增添了色彩和生命。在整個戰爭期間，沒有一個倫敦人會知道，在公共汽車或地鐵上，在餐廳或酒館裏，坐在旁邊的那個人是誰。他可能是一名剛剛從轟炸襲擊中返回的波蘭飛行員，可能是一名從被魚雷擊中的船上救出的挪威水手，也可能是一名從法國偷渡過來的抵抗運動成員。對加拿大外交官查爾斯·裏奇（Charles Ritchie）來說，與穿著各不相同的、眼花繚亂的軍服的歐洲盟國軍人一起在肯辛頓花園漫步，就像是“在曆史的滾滾浪潮中遊泳”。
流離失所的歐洲人似乎無處不在。波蘭領導人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將軍在白金漢宮對麵的魯本斯酒店辦公；挪威、荷蘭和比利時政府在皮卡迪利裏茲酒店對麵的斯特拉頓鄉村別墅辦公；其他外國政府的辦公室分散設在貝爾格拉維亞、肯辛頓、梅費爾及聖詹姆斯等上層居住區的房屋和辦公樓內。毗鄰比利時隻有“郵票大小”的國家盧森堡大公國，也遭到了德國的入侵和占領，他們在貝爾格拉維亞的威爾頓廣場設立了辦事處。
在1940年晚些時候，戴高樂和他的日益擴大的自由法國運動也從他們在聖史蒂芬之家的簡陋住所搬到了卡爾頓花園中的四層豪宅。從那兒可以俯瞰聖詹姆斯公園，那曾經是英國曆史上最為仇視法國的首相帕爾默斯頓（Palmerston）勳爵的住所。戴高樂自己住在由英國政府提供的豪華的康諾特酒店，而他的妻子伊馮娜（Yvonne）和他們12歲的弱智女兒安妮——她們在7月份逃出了法國，則住在索羅普郡一座寬敞的鄉村居所裏，遠離了德國炸彈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