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一大早，克洛弗和艾倫·杜勒斯為他們的女兒整理好行李，把她送上了擠滿士兵的前往劍橋的火車上。她就要開始在拉德克利夫學院學習大一下學期的課程。這對夫婦本打算利用這天剩下的時間慢慢喝酒，卻在此時聽到收音機裏插播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消息。就在前一天晚上，在紐約罕布什爾大樓，克洛弗和艾倫為女兒瓊舉辦了初次進入上流社會的社交舞會，舞會到淩晨才散。珍珠港事件結束了杜勒斯兄弟關於美國是否參戰的爭論。在隨後的幾周裏，艾倫和克洛弗偶爾會開車去長島的一個機場觀看殲擊機起飛，這些飛機最終被運往英國。
1942年2月初，大衛·布魯斯打電話給杜勒斯，再次詢問他是否有興趣加入情報協調處。多諾萬正忙著網羅一個可靠的間諜機構。在日本偷襲後的數天裏，他那僅六個月的機構除了研究向敵人開火的報紙和宣傳廣播外，幾乎沒有什麽有價值的東西。多諾萬有100個分析員擠在海軍山狹窄辦公室裏，研究從美國國會圖書館借來的材料；還有一個對外廣播情報處，配備的是原來的新聞人員和廣播技術員，在舊金山的一個廣播站對遠東播送宣傳信息。他隻有通過采訪難民和詢問回國的旅客，以獲取關於國外的零碎的口頭情報。他隻有少數間諜或破壞者在一線作戰，在德國或日本的間諜或破壞者則為零。
在偷襲事件發生兩天後，杜勒斯的哥哥福斯特向沙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發出了一份簡短的備忘錄，希望愛國熱情不要影響到他們中的太多人。他警告說，律師事務所不能保證在他們服役回來後仍為他們保留職位。這個威脅沒有嚇著杜勒斯。布魯斯後來又打過幾次電話，杜勒斯同意加入情報協調處——成為多諾萬機構另一名突出的共和黨人（這種共和黨人員不斷增多的情況，很快令白宮的助手和民主黨雇傭文人感到緊張，盡管多諾萬堅稱他的組織是兩黨合作的）。杜勒斯迅速而利落地處理了沙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懸而未決的案件。他隻告訴克洛弗他會為多諾萬做點事。他從不對家人和朋友談及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直到七個月後，媒體透露他已經加入了間諜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