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在跟杜勒斯初次接觸後，吉澤菲烏斯開始了他在瑞士的真正使命。這個阿勃維爾特工開始與戰略情報局官員討論德國反抗運動的主題。“他強調了鼓勵納粹領導人的重要性，如果納粹領導人除掉希特勒，就有可能與聯合國進行持久的和平談判”，杜勒斯在1月13日電報華盛頓時講述了他們的談話。“蒂尼”認為這種替代選擇令人擔憂：希特勒可能會與蘇聯達成協議，並“轉向布爾什維克主義”。吉澤菲烏斯柏林的朋友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去冒生命危險”，除非抵抗運動有“希望”成功推翻獨裁者，結束戰爭。
在吉澤菲烏斯之後，其他反對派密使也紛至遝來遊說杜勒斯。蓋沃尼茲介紹了亞當·馮·特羅特·蘇索茲給他認識，此人是德國的外交官員，三十五六歲，一直在中立國家走動爭取支持。蘇索茲對杜勒斯說，西方很有必要分清楚：納粹是敵人，而德國人很可能成為盟友。因為美國人和英國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弄清楚這一點，德國的反抗運動感覺受到了怠慢。荷蘭神學家威廉·阿道夫·維塞特·霍夫特在日內瓦有一處公寓，是前來瑞士的德國持不同政見者最喜歡光顧的地方。有一次，霍夫特來到紳士街23號，警告說西方的冷漠正在促使“反對派有一種強烈向東方靠攏”並與蘇聯結盟的傾向。杜勒斯仍然持懷疑態度，他發電報給華盛頓說：“我本人也很懷疑這個運動是否認真地組織起來。”但持不同政見者的行動遠比杜勒斯意識到的深入。1943年，隨著德國戰事的惡化，反對派麵臨了采取行動的最佳時機，但這將是一場非常危險的運動。
要想組織一場反對希特勒的大眾起義根本不可能。1933年納粹上台後，幾乎摧毀了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工會成員和右翼分子中的所有反對派，剩下七零八落的組織也轉入了地下活動，隻有天主教和新教中的反對派依然比較強硬。從1934年到1938年間，在政府部門、商業界、教育界、神職人員、藝術界和軍隊中的誌同道合的德國人慢慢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小型的、秘密的、零散的和有組織的反對派團體，被稱為“圈子”。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克萊稍集團，該團體由公務員、專業人士、勞工領導人和持不同政見的軍官組成，他們在團體領導人的西裏西亞鄉間莊園裏碰麵。核心人物是赫爾穆特·詹姆斯·格拉夫·馮·莫爾特克伯爵。他受過良好教育，是一名國際律師，出身於德國一個最有名望的軍人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