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星期四中午前不久，參謀長聯席會議撤銷了命令，通知多諾萬讓杜勒斯重新恢複“日出行動”。一個小時後，多諾萬發了一份隻可讓杜勒斯一個人過目的絕密電報到伯爾尼，告訴他五角大樓要讓他遵循精確的指示。多諾萬告訴他的站長，瑞士的談判到此終止，德國人必須“立刻”前往卡塞塔簽署投降文件，“否則全盤協議取消”。蘇聯人收到通知讓他們派代表到意大利的盟軍司令部。多諾萬警告杜勒斯，不可自作主張，“我們必須逐字地執行這些指令”。
杜勒斯刻不容緩地召集了那些德國人。當多諾萬的電報到達時，沃爾夫的副官溫納少校和菲廷霍夫的高級參謀施萬尼茨中校，已經跳上了一輛汽車，正行駛在從盧塞恩到意大利邊境的道路上。到星期六，杜勒斯成功地攔截了兩名軍官，並發出了新的指示。他電告多諾萬，已經安排好施萬尼茨和溫納當天到亞曆山大將軍的總部，“全權”代表他們的老板簽訂投降協議，或至少杜勒斯希望他們有這個權利。他向多諾萬保證：施萬尼茨是一個“能勝任”的軍官，溫納是一名“有影響力的人物”，杜勒斯認為他可以算得上黨衛軍投降部分簽章畫押的“人物”。如果在關鍵時刻出現小故障，他們可以聯係沃爾夫，身穿將軍提供的黨衛軍製服的戰略情報局人員——“小兵沃利”，會坐鎮沃爾夫的總部，用無線電跟卡塞塔聯係。
亞曆山大乘坐舒適的、設施完好的C-47軍用運輸機，趕赴日內瓦附近的法國阿訥西。星期六中午，飛機帶上了施萬尼茨和溫納從那裏起飛，穿過暴雨到達了卡塞塔。杜勒斯仍然留在伯爾尼，因為以羅斯福私人代表身份做掩護的他，已經成為這一地區的名人，他擔心盟軍總部的戰地記者可能會認出他，而泄露該行動的安全性。蓋沃尼茲登上了那架軍用運輸機，擔任翻譯，並負責協調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