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中有少數納粹同情者，但大多數都很勇敢地報道了希特勒備戰的情況，以及其政權對猶太人、共產黨人和政治對手的殘酷暴行。想不報道這些都難：準軍事部隊團夥例行公事般地在柏林大街上遊逛，光天化日之下挾持德國人認為的不良分子，或襲擊那些不舉起右手向納粹敬禮的外國人。記者離開弗裏德裏希夜總會時，總能聽到附近納粹黨衝鋒隊大廈傳來正在遭受嚴刑拷打的受害者發出的尖叫聲。保羅·約瑟夫·戈培爾設立了巨大宣傳機構來吸引美國遊客和拉攏記者。對於那些被視為過於敵對的記者，德國政權毫不心慈手軟，驅逐了24個人。而那些被批準留下來的記者，如果納粹認為他們的報道有所冒犯，就會在德國政府的報紙上對他們進行猛烈抨擊，或者直接將報道者一頓毒打。那些記者甚至會被政府暴徒綁架，直到美國大使館與德國官方交涉後，才會被釋放，合眾社的克奇克梅提就是鮮活的例子。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數年後赫爾姆斯卻說自己從未親眼見過柏林“這些可怕的方麵”。有一次他被傳喚到宣傳部，一位新聞“裁判員”指責他署名的一篇無關緊要的報道。那是一篇關於德國電影業的文章，被很多地方轉載，甚至出現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報紙上。赫爾姆斯並沒有因為這一段小插曲而感到驚慌。但和當時許多美國人一樣，他發現希特勒和他領導下的德國讓人很難理解。而且赫爾姆斯對眼前的事實非常清楚，正如他在1938年離開德國後所寫的文章中描述的那樣：“希特勒已經‘粉碎’了他的反對者，操縱了他的連任。現在是一匹‘戰狼’，熱衷於兩大‘妖怪’——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分子。”但他卻認為希特勒是一個冷靜而精明的政客，而不是“瘋子”。赫爾姆斯此時對這位獨裁者表現得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像他的同事們所感覺到的那種道德義憤。